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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2章 秋收的铁砧（第1页）

八月末，阿勒河上的风先变了。白昼还是溽热的，太阳底下站一会儿，后背的汗就能把粗布衫子湿透，但一到黄昏，河面上就开始飘过来一丝一丝的凉气，像是从地底深处渗出来的。榆树叶子最先察觉，边缘微微卷起，颜色从深绿转成暗绿，风一吹，就往下掉，在石板路上铺成一层薄薄的、踩上去沙沙作响的毯子。

杨保禄站在主仓门口，看着老格雷戈里带着两个半大孩子往田里走。他们扛着木耙和草绳，要去给最后一块秋麦地翻茬。老格雷戈里的腰弯得比去年更厉害了，像是一张被岁月压弯的弓，但手里的木耙还是稳的，每一落都扎实地刨进土里，翻出来的土块带着潮润的黑气，里面缠着几缕金黄的麦根。

“东家，”老格雷戈里走到近前，把木耙往地上一戳，用手背抹了抹额头的汗，“北坡那三亩豆子，我估摸着明后日就能收。豆荚裂了口，再晾两天，籽粒就崩出来了。”

杨保禄点点头，“收了之后，别急着脱粒。连秸秆带豆荚码在南墙根底下，让太阳晒透，后日我安排人打。”

“人手够吗？”老格雷戈里往城头方向努了努嘴，“防务上抽调的人，田里少了五六个壮劳力。”

“够。”杨保禄说，“妇人顶上来，半大孩子也顶上来。田里的活不等人，防务也不能松。轮着来。”

这是战后定下的规矩。盛京的壮丁被分成了两拨，一拨拿兵器，一拨拿农具，每旬轮换。上旬拿兵器的，下旬就拿锄头。拿兵器的时候白天操练、夜里巡城，拿锄头的时候日出下田、日落收工，两不耽误。但这样一来，田里的劳力总是缺，尤其是抢收的季节，麦子熟得快，豆子裂荚更快，晚一日，籽粒就落进土里，白忙一场。

格哈德的妻子，一个脸膛黝黑、手臂粗壮的妇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调进了纺车机房。

她叫伊尔莎，娘家在阿勒河下游的渔村里，从小就会织网，手指灵活得像水里的鳗鱼。嫁给格哈德二十年，她生养了三个孩子，大儿子在远瞳小队里当弩手，小女儿才八岁，最小的儿子前年得了热病，没扛过去，埋在城南的坡地上。伊尔莎很少进城，她在城外有自己的菜园子和鸡舍，平日里给防务岗上的士兵缝补衣裳、腌咸菜，偶尔也帮人接生。

杨定军找到她的时候，她正蹲在菜园子里拔萝卜，围裙兜里装满了紫皮白心的萝卜，准备腌一缸过冬。

“伊尔莎婶子，”杨定军站在篱笆外面，没进去，“纺车机房缺人手。我看过您织的网，经纬规矩，比城里有些妇人还匀整。想请您去帮半个月，工钱按壮劳力的算，日结麦子和豆子。”

伊尔莎把萝卜往围裙里又塞了两个，站起身。她比格哈德还高半寸，肩膀宽阔，站起来像一扇门板。“纺车？那东西我没摸过。”

“不难。十六锭纺车是自动的，水轮带着转，您只管接线头、换梭芯、看断纱。有老手教，三天就能上手。”杨定军顿了顿，“而且……格哈德叔说，您眼神好，夜里都能穿针。”

伊尔莎咧嘴笑了，露出缺了半角的门牙——那是年轻时在渔村里打架被一个醉汉打掉的。“他倒是记得。成，我去。菜园子让隔壁老海因里希家的媳妇看着，鸡我赶进栅栏里，饿两天死不了。”

第二天，伊尔莎就出现在了纺车机房里。她穿着一件格哈德从远瞳仓库里翻出来的旧皮甲内衬——没有甲片，就是一层厚实的粗布，耐磨——坐在第十六号纺车的矮凳上，身边是两个城里来的妇人，一个是老乔治的儿媳妇，一个是码头管事托马斯的妻子。

十六锭纺车嗡嗡地转着，水轮的动力通过皮带传到主轴，主轴又带动十六个锭子同时旋转，纱线从棉条里抽出，在锭子上缠绕成整齐的筒管。机房里的温度比外面高，水汽和棉絮混在一起，在空中飘成一层薄薄的雾，阳光从高窗里斜射进来，把雾照成一道道金柱。

伊尔莎学得快。第一天，她只会接线头，把两根断了的纱线用手指捻在一起，再蘸一点米浆粘牢。第二天，她能换梭芯了——把绕满纱线的木芯从梭子里抽出来，插进新的空芯，动作麻利得让教她的老妇人都点头。第三天，她开始看断纱了，眼睛盯着十六根同时抽动的纱线，哪一根颤了一下，她就知道快断了，提前伸手接住，不让纱线缠进锭子里。

“伊尔莎，你这眼睛是鹰眼睛啊。”老乔治的儿媳妇一边绕线一边说，“我在这机房干了三年，还没你三天接得稳。”

“钓鱼织网练出来的。”伊尔莎搓了搓手上的棉絮，“河里的鱼线比这个细多了，风一吹就颤，不盯着看，鱼跑了都不知道。”

产量只比男工时低一成。杨定军核过账，男工一班八个时辰能出纱锭二十四筒，伊尔莎她们三个妇人加两个半大丫头，一班能出二十一筒。差了三筒，但省下来的壮劳力可以去田里割麦子，或者上防务岗替班。

织布机房那边也差不多。水力织机是新改良的，杨定军给综框换上了蜡绳，加了小导轮，比旧型号稳当。但织机毕竟还需要人踩踏板、递梭子、理经线。妇人们上去了，踩在踏板上，一下一下，节奏和水轮的转动咬得死死的。她们的力气不如男人大，踩到后半夜，腿肚子抽筋，就坐在机子旁边揉一揉，揉完了接着踩。

“比割麦子累。”托马斯的妻子晚上回家时对丈夫说，“割麦子是腰酸，这个是腿酸。但机房里的活干净，不晒，而且听得见姐妹们说话，不像割麦子，一个人一垄地，闷得慌。”

水力锻锤那边则是另一番景象。

汉斯已经不再亲手掌钳了。他的腰伤在浮桥战后加重，站久了就疼得像有人用铁锤敲脊椎。他现在主要负责带徒弟和检查成品，锻锤的日常运转交给了他的大徒弟——一个四十来岁的聋子，姓米勒，大家就叫他老米勒。

老米勒年轻时在矿上干活，被炸药震聋了耳朵，反而因祸得福——锻锤的噪音对他来说不存在，他能一整天守在机子旁边，看着凸轮转动，听着轴承的震动——不是用耳朵听，是用脚底板感受地面的震颤，来判断机器运转是否正常。

“枕木热了。”老米勒趴在地上，脸颊贴着夯土地面，用手语对汉斯比划。汉斯懂他的手语，这是两人在铁坊里磨合了十年磨出来的默契。

“第几块？”

“第三块。”老米勒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让它空转半刻，凉一凉。我去挑块新枕木备着。”

锻锤日夜轰鸣。三班倒的制度推行后，铁坊的产量比战前还高了两成。但汉斯知道，这种高强度运转是在透支机器的寿命。枕木每月要换一块，螺栓每周要紧一遍，皮带每旬要检查一次磨损。他知道，总有一天，某个零件会在半夜崩掉，但他希望那一天来得晚一些，至少撑过这个冬天。

田里，老格雷戈里带着妇人和半大孩子们抢收豆子。

北坡的三亩豆子是大豆，去年瓦尔德堡丰收后，老汉斯托人送来的种。杨安远接手后，在坡地上试了小面积轮作——前茬麦子，后茬豆子，豆子收了压青肥田。今年是第一年见收成，豆荚饱满，籽粒滚圆，比本地的小黄豆大一圈，而且蛋白质含量高，磨成豆腐，质地细腻得像细布。

“东家，这豆子好。”老格雷戈里掐开一个豆荚，把里面的两粒豆子摊在手心里给杨安远看，“你看这脐，深陷，说明扎根深。咱们北坡的土薄，种麦子不出苗，种这个正好。明年可以把北坡全扩出来，专种豆子。”

杨安远接过豆子，用指甲掐开种皮，里面是两个饱满的子叶，淡黄，泛着油光。“嗯，是好种。但得留种，不能全吃了。挑最好的，留两亩地的量，存进地窖，明年春播。”

“明白。”老格雷戈里把豆子小心地装进腰间的布袋里，“那边坡下，妇人孩子们正割着呢，我过去盯着。”

杨安远直起腰，放眼望去。北坡的豆地里，七八个身影正弯腰忙碌着。有妇人，有十三四岁的半大孩子，还有两个六十多岁的老汉。他们手里挥着镰刀，动作不如壮劳力快，但胜在细致，豆荚一个不落地收进篮子里，豆秸也整整齐齐地码成一排，准备拉回去做冬饲料。

风从北面吹来，带着河泥的气息和豆秸的甜香。杨安远深吸了一口气，感觉胸腔里那股憋了整个夏天的闷气，终于散了一些。

他沿着田埂往晒场走。晒场是城南的一块平地，用石板和夯土铺成，能摊开十几亩地的收成。今天晒的是刚收下来的秋麦，金黄金黄的，在太阳底下泛着一层柔和的光晕。妇人们拿着木耙，把麦穗摊开，薄薄地铺一层，让风吹，让日晒，把潮气散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