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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 大顺军的南线作战（第1页）

第八节大顺军的南线作战

如前所述，李自成在部署向北京进军时，采取了钳形攻势。当他和刘宗敏亲率大顺军主力取道太原、宁武、大同、宣化入居庸关，一路上扫**沿边各镇明军，从北面向京师推进时，大顺军的另一支大军，即刘芳亮统率的左营，也按照统一部署展开了南线作战。

永昌元年二月，刘芳亮率部于蒲州渡河，沿黄河北岸向东进军。二月下旬，进抵河南怀庆地区，明朝副将陈德（陈永福之子）把巡按御史苏京拘捕起来，投降了大顺军。刘芳亮在怀庆地区设置了防御使、府尹和所属六县的县令。[93]封在卫辉府（府治在河南汲县）的明潞王朱常淓早已吓得魂不附体，义军还未到达就在总兵卜从善的保护下，携带宫眷和宝器渡河南逃。[94]刘芳亮安抚地方以后，领兵进取山西长治地区。长治古称上党，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明朝的沈王就分封在这里。当时明王朝各地政权机构已成瓦解之势，在义军到达之前，潞安府的官员就逃跑一空，出现了地方无主的局面。大顺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长治和附近州县。当地士绅不禁叹息道：“夫河东上党，为古来用武必争之地，而皆唾手得之，天下事不可为矣。”[95]义军活捉了沈王朱回洪，缴获了宫中所藏大批金银宝器。刘芳亮任命孙明翼为潞安防御使，让他负责追赃助饷，“系诸郡王宗室及乡士大夫，非刑酷拷，大索金银，动以千万计，名为捐助。下至乘田委吏，无一得免者。或已经物故，复收其子孙一体拷掠，是名故宦例亦如之。……且分布诸贼各县严比”。[96]刘芳亮留下大将平南伯刘忠镇守长治地区，自己引兵继续前进。

大顺军左营主力离开长治后，东下彰德府，派部将领兵收取大名府和府属各县，“布州县伪官，毒掠缙绅”[97]，并且留大将刘汝魁镇守河南彰德府（今安阳）一带地方。[98]他自己则带着部队取道磁州（今河北磁县），进入畿辅地区。广平府（今邯郸地区，府治在永年县）的明朝地方官逃窜一空，“城中无主”。居住在广平府内的原通州总兵张汝行，派腹心前往磁州向刘芳亮纳款。三月初十日，大顺军进入广平府，“汝行郊迎三十里”。略事休整后，刘芳亮即整队北上。“汝行请为前行，献取京、通之策。芳亮许之。”队伍开拔前，刘芳亮任命翟凤耆为防御使，留下郭都尉、常掌旅领兵五百名镇守广平。[99]

刘芳亮部继续北收邢台、河间等地，一路上皆望风归附。三月二十一日，进抵畿铺重镇保定。史籍中对大顺军向保定进军的场面，留下了这样的描写：“寇大至，络绎三百里，羽旗铁甲，熌烁夺目。尘坌纷起，昼为暝；马嘶人喊，海沸山摧。”[100]足见兵威之盛。当时，大顺军旌旗所向，明朝的“守土文武吏率皆望风降遁，或绅士争为乱首，倒曳衣冠，疾走恐后，相与称仁诵义曰迎真主”[101]。保定城里的百姓不愿为朱明王朝坚守，纷纷要求开门纳款。就在这时，“代帝亲征”的明大学士李建泰逃进了保定，他也认为“势难支”，不如及早投降。可是，署府事同知邵宗玄和新任知府何复，却同当地乡绅张罗俊等沆瀣一气，坚决主张守城。他们责骂“百姓无知”，不懂君臣大义，“下令人缀崇祯钱一于额以示戴主之义”，驱使军民上城拒守。大顺军在城下高声喊话，告以京师已于三月十九日攻克，奉劝他们不要执迷不悟，自寻绝路。张罗俊、邵宗玄等人冥顽不化、置若罔闻。刘芳亮见劝降无效，下令全力攻城。大顺军“架铳土阜上，击雉堞如振秋箨，铅丸铁子，喷天抉地，屋瓦飘纷。人皆戴木板循墙走。未几，西北楼火，南郭门又火，隍池溃，高橹灰飞，深沟涛散，守者不寒而栗”[102]。三月二十四日夜半，南城守弁王登洲等人缒城投降，“百雉顿空”，起义军一拥而上。李建泰所带的几百名军士也“崛然内应”，领着保定府推官许曰可、清苑知县朱永康向义军投诚。方正化、邵宗玄、何复、张罗俊等都被处死。

李自成在北京听说保定的明朝官绅仍在顽抗，唯恐激起将士的义愤，破城后杀人过多，特地发布诏书赦免当地军民。刘芳亮于克城前一个时辰接到诏书，进城后立即下令禁杀。[103]他在西门召集士民宣读告谕，任命文华国为保定府尹，同时委任了推官和县令，责成他们办理粮草。第二天，“下令遍拿乡绅之未死者及其子若弟，拷掠惨毒”，进行追赃助饷。还把驱使军民拒守的劣绅、明工科给事中尹洗等处斩，“揭其首于竿，榜曰：据城抗师，恶宦逆子”[104]。二十六日，刘芳亮留部将张洪守保定，自己带领军队向京师进发。李建泰也随同进京，受到李自成的礼遇。

下面再谈大顺军由山西东出固关，占领真定（今河北正定县）地区的经过。真定在明朝末年是巡抚衙门所在地。二月间，大顺军占领太原的消息传来，当地驻军就准备投降。奉巡抚徐标之命出守固关的参将李茂春，一面派人去山西同大顺军联络，一面把大顺军的檄牌传到真定。[105]徐标碎牌斩使，表示要同大顺农民军对抗到底。他标下的兵丁立即行动起来，把徐标绑出西门斩首，推都司谢加福为首，称副总兵，用大顺永昌年号，通令府属各县迎接义军。三月初七日，大顺军一部在大将任继荣、马重禧等人的统领下由固关来到真定。马重禧任大顺政权真保节度使，并任命了防御使、府尹、推官、县令等各级地方官。[106]三月下旬，任继荣带领部分兵马经保定前往京师。[107]

大顺军的南线作战，有力地配合了李自成、刘宗敏所统主力攻占北京，完成了收取黄河以北大批郡县的任务，对于大顺农民革命全盛局面的出现做出了重大贡献。

[1]吴甡：《忆记》。

[2]吴甡：《忆记》。

[3]吴甡：《忆记》卷四。

[4]吴甡：《柴庵疏集》卷十九，《召对纪略》。

[5]吴甡：《忆记》卷四。

[6]王鸿绪：《横云山人史稿》，《吴甡传》记大学士“蒋德璟谓倪元璐曰：上欲吴公速行，缓言相慰者，试之耳。观首辅疾趋可见（指首席大学士周延儒奉命督师抵御清兵）。甡畏贼势大，出必死，卒迟回不肯行”。

[7]吴甡：《柴庵疏集》卷二○。

[8]《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六。

[9]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八。《怀陵流寇始终录》记于五月丁丑日，五月无丁丑日，当为六月之误。

[10]《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六。

[11]李长祥：《天问阁集》（北京图书馆所藏抄本题为《天问阁明季杂稿》）卷上，《甲申廷臣传》。

[12]《平寇志》卷七。

[13]《崇祯实录》作“步骑各五万”。

[14]李长祥：《天问阁明季杂稿》记，李自成听说孙传庭部蠢蠢欲动，担心自己兵力不够，向张献忠借兵。“谓秦师**我中原，必疾力西蜀。”张献忠派出六千铁骑相助。《甲申传信录》卷二也有相同记载。按，当时张献忠部还在湖广地区活动，并没有进川，所谓“必疾力西蜀”同情理不合。在李自成部义军同孙传庭部决战的时候，张献忠是否提供了兵员支持，目前还没有可靠史料证明。

[15]高斗枢：《存汉录》。

[16]《绥寇纪略》卷九。

[17]康熙十一年《垣曲县志》卷十二，《兵乱》。

[18]《甲申传信录》卷二。

[19]孙之：《二申野录》卷八。

[20]《平寇志》卷七。

[21]《二申野录》卷八。

[22]乾隆八年《重修宝丰县志》卷五，《兵燹》。

[23]《绥寇纪略》卷九；《平寇志》卷七。按，丘之陶是明朝大学士丘瑜的儿子。李自成见他年轻英俊，委任为兵政府从事，又升任兵政府侍郎，在提兵北上河南迎敌陕西官军时，还“委之管留务”。这样重用一个没有经过严格考验和审查的官僚地主分子，险些误了大事。丘之陶充当内奸一事，有原始材料证实。当时的明廷大学士吴甡，在朱由检召见阁臣讨论孙传庭出兵疏时说过：“又谓间谍密谋，兵至内应，臣窃忧焉。贼皆秦人，结连日久，内应之谋，果否得当？”（见吴甡《忆记》卷四，又见吴甡《柴庵疏集》卷十九，《召对纪略》）清初尤侗《雁门哀》云“惜哉蜡书计不成，襄阳并杀丘公子”，也是指的这件事。邹漪《启祯野乘》卷十二，《丘大学士传》说法略有不同：“公次子之陶，于壬午为曹贼罗汝才所获，羁之营中，后又归闯。寻以自成出与孙传庭迎敌，之陶窃其令箭以逃。竟穿营走出，将渡黄河，盘获。见闯，陶骂不绝声，贼怒剐之。”没有提到丘之陶被李自成任为兵政府从事、侍郎以及充当内奸之事，不是有所讳就是传闻之误。

[24]《绥寇纪略》卷九。

[25]同1。

[26]火车是孙传庭在陕西制造的一种战车，上面装载火炮，车箱里存放士兵的衣服和粮食。

[27]《平寇志》卷七。

[28]毛奇龄：《后鉴录》；吴伟业：《绥寇纪略》。

[29]《平寇志》卷七。

[30]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