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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殷墟旧事（第1页）

北京，东城区。

郑岳庭的办公室位于中国文物学会的办公楼里，是一间朝南的大房间。窗外是两棵老槐树，树冠几乎遮住了整面窗户，将室内的光线滤成一种柔和的绿色。博古架上摆着几件老器物——一只宋代的建盏，一方端砚，一尊北齐的青石佛像，都是真品，但不算顶尖。

郑岳庭坐在办公桌后面，正在看一份鉴定报告。他今年六十七岁，头发花白，戴金丝边眼镜，面容清瘦。手指修长干净，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是一个常年与文物打交道的人的手。

门被敲响了。

“进来。”

秘书推门进来，神色有些紧张：“郑会长，外面有两位客人想见您。一位姓陆，一位姓苏。说是——关于殷墟的事。”

郑岳庭的手停住了。

他放下鉴定报告，摘下眼镜，用镜布慢慢擦拭。这个动作持续了大约十秒。

“请他们进来。”

陆时衍和苏砚之走进办公室。郑岳庭没有起身，只是做了一个“请坐”的手势。秘书倒了茶，退出去，带上了门。

“陆文渊的儿子。”郑岳庭看着陆时衍，语气不咸不淡，“你父亲当年是我的同事。”

“我知道。”陆时衍在他对面坐下，“郑会长和我父亲一起参与过耀州窑窑址的调查。”

“那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郑岳庭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你们今天来，是为了什么事？”

陆时衍没有绕弯子。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的复印件，轻轻放在郑岳庭的桌上。

是陆文渊信中提到郑怀瑾的那一页。

郑岳庭低下头，看着那张纸。他的表情没有变化，端茶杯的手也没有抖。但陆时衍注意到，他看信的速度比正常阅读要慢——慢到像是在拖延时间。

看完后，他将信纸放回桌面。

“陆文渊的猜测。”他说，“没有证据。”

“郑怀瑾老先生在殷墟发掘期间，是否有将出土器物私自带出的行为？”陆时衍问。

郑岳庭没有直接回答。他站起身，走到窗边，背对着两人。槐树的影子落在他身上，将他的轮廓切割得有些模糊。

“殷墟发掘是从1928年开始的。”他的声音很慢，像是在讲述一件与己无关的往事，“那时候我父亲二十三岁，是考古组最年轻的成员。主持发掘的是李济先生，后来是梁思永先生。我父亲负责甲骨片的整理和登记。”

“那时候的发掘条件很差。没有像样的库房，出土的甲骨就堆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登记造册全靠手写，一片一片地编号、拓印、记录。有时候一天出土几百片，根本记不过来。”

他停顿了一下。

“我父亲后来跟我说过一件事。1931年春天，他在整理一批新出土的甲骨时，发现其中三片刻着从未见过的文字。不是占卜辞，而是一种更像符号的东西。他将这三片单独收起来，想等梁先生回来再上报。但梁先生那段时间不在安阳，等他回来的时候，那三片甲骨——不见了。”

“不见了？”

“工棚里人来人往，每天都有民工进出。少几片甲骨，根本无从查起。”郑岳庭转过身，看着陆时衍，“我父亲为这件事愧疚了很多年。他晚年一直在追查那三片甲骨的下落，但直到去世也没有结果。”

“陆文渊信里写的不是这个故事。”陆时衍说。

郑岳庭沉默了一瞬。

“陆文渊查到的是另一个版本。”他说，“在那个版本里，不是甲骨丢失，是我父亲将甲骨私自带出，转卖给了上海的古董商。这个版本在某些圈子里流传了很多年。”

“哪个版本是真的？”

郑岳庭走回办公桌前，从抽屉里取出一个老旧的笔记本。封皮是黑色的，边角磨得发亮。

“这是我父亲的日记。”他将笔记本翻开到某一页，递给陆时衍。

那一页的日期是民国二十年三月十七日——1931年3月17日。字迹工整，是小楷。

“今日整理YH127坑出土甲骨，得三片刻有特殊符号。非卜辞，疑似记事或族徽。暂单独收存，待梁先生归后再作定夺。”

后面一页，日期跳到了三月二十五日。

“梁先生今日自北平返。汇报特殊甲骨事，遍寻不得。工棚人员出入繁杂，恐已遗失。梁先生未加责备，然余心甚愧。此三片甲骨若流入市井，余之过也。”

再往后翻，断断续续有追查的记录。郑怀瑾利用休假去上海、天津的古玩市场寻找，在琉璃厂打听，甚至托人联系过当时最大的甲骨藏家。都没有结果。

“他找了三十多年。”郑岳庭将日记合上，“1965年，他在上海一家旧书店里，看到一本日本学者出版的甲骨图录。里面收录了一片甲骨，上面的符号——和他当年见过的那三片中的一片，一模一样。”

“那片甲骨的收藏者是谁？”

“日本一家私人博物馆。馆主的父亲，1930年代在上海做过古董生意。”郑岳庭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疲惫，“我父亲一直追到去世，也没能将那片甲骨追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