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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转移北京人 北京人惊动蒋介石（第1页）

第五章转移“北京人”“北京人”惊动蒋介石

此时，身居重庆官拜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的翁文灏，面对国际国内复杂的局势与党内党外钩心斗角的人事纠葛，已感到心力交瘁、疲惫已极。尽管处于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官宦地位，但翁文灏还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文化良知和使命感，为“北京人”化石的命运而殚精竭虑地奔波忙碌。他收到北平发来的电报后，便与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联系，就“北京人”化石存放在美国的可行性进行了具体商谈；接着，又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多次电函联系，商讨对策。由于局势混乱，战争迫近，好不容易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同意“北京人”化石运往美国的回音。驻美大使胡适亦表示对此竭诚相助，力保“北京人”化石赴美后的安全与主权不发生变故。由于“北京人”化石所具有的世界性声誉，其去留关乎国家荣誉，翁文灏本人无权做主，必须得到最高当局批准方能成行。因而，他给在外视察战事的蒋介石拍发了一封措辞激烈的电报：

介公委员长钧鉴：

“北京人”化石在平安全可虑，有被窃遗失之危。倘遇不幸，乃为吾国与世界人类文化之一大损失。为避免可能之灾难，请就迁移之去向明示为荷。

蒋介石接到电文，同样感到左右为难，一时拿不定主意。声名赫赫的“北京人”如同古代之九鼎，可谓镇国之宝，古人曾言得鼎者得天下，失鼎者失天下。九鼎在国势命运中的重要程度，从“问鼎中原”等典故中可见出分量。“北京人”所具有的世界声誉和强大文化力量，使深知儒家正统之道和“鼎革”之运命的蒋介石也不敢贸然行事，草率地决定迁移去向，此事只好悬而不决。待蒋介石回到重庆后，翁文灏再度催促此事，并表示：“北京人”化石危在旦夕，必须速做决定，并着手行动。否则“北京人”化石将不复见矣！蒋介石意识到此事已迫在眉睫，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于是令行政院召集相关人员开会相商，自己亲自到会听取意见。经过几番慎重讨论，终于做出决定：国民政府同意并允许将“北京人”化石运往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暂避风险，待战争结束后再归还中国。

会后，翁文灏立即给裴文中写信，对“北京人”化石转移之事做了如下安排：

先找美国公使馆对“北京人”转移之事，做个周密的计划安排，请他们委托有关部门将“北京人”化石标本运到美国，然后再交给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先生。

“北京人”化石运到美国后，可供魏敦瑞博士研究时使用，但保管和保存权必须在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手上，即必须要掌握在胡适先生的手上。待战争结束后，务必再将“北京人”化石重新运回中国。

翁文灏的这些想法和打算，属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选择。这样做，就翁氏个人感情而言，自然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只是，翁文灏写给裴文中的这封至关重要的信，似乎来得太迟了一点。据裴文中回忆说，他收到由美国驻北平公使馆转给他的这封密信的时候，已经是1941年11月了。也就是说，离太平洋战争的全面爆发，大约只差一个月。

时间如此紧迫，裴文中来不及多想，在接到翁文灏来信的当天，便匆匆赶往美国驻北平公使馆，就“北京人”转移事宜进行交涉。

此时的美国驻华公使馆，已是一片慌乱，各种各样待处理的材料文件散落一地，箱子与柜子等办公生活用具乱七八糟地堆了满满一走廊。公使馆内大大小小的官员脸上好像都清楚地写着一个意思：战争就要爆发，赶快离开中国这块是非之地吧！

在慌乱的人群中，裴文中好不容易找到了美国驻华公使馆的一个负责人，可当他把“北京人”化石转运美国之事说出后，对方的答复却是两个生硬的字：“不行！”

“为什么？！”裴文中着急地问。

“我们在未得到重庆大使馆詹森大使的训令前，无权‘航渡’这些化石标本。”对方答道。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裴文中急忙问道。

“必须先请示重庆方面的詹森大使。如果他下令，我们照办就是了。”对方说。

裴文中沉思了一会儿，知道不如此做，事情不会有新的进展，便请求美国公使馆给重庆的詹森大使发去一封急电予以请示。

两三个星期之后，詹森大使才向北平复电，同意将“北京人”连同相关的珍贵化石标本装箱运往美国。

奇怪的是，据裴文中回忆说，此后有关“北京人”的一系列事情，他没有再插手，而改由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和总务长博文与美国公使馆交涉、安排。事情为何如此？裴氏语焉不详，后人不得而知。从留下来的资料中，难以找到相关线索、根据和理由，也没人留下任何清晰的说明，只有裴文中本人后来撰写的《“北京人”的失踪》一文可供参考，裴氏说：

一直到1941年11月，才由北京的美国大使馆转来翁文灏的信，允许将“北京人”的标本全部运往美国，交纽约自然博物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保管，待战争结束后再行运回中国。但是当我与北京的美国公使馆交涉时，他们的负责人却说没有得到重庆美国大使詹森的训令，不便负责。我又请他们急电重庆请示詹森，等詹森回电答应。时间已经到了11月底。以后，就由协和医学校的校长胡顿和总务长博文二人与美国公使馆交涉。

裴文中所说的请示重庆驻美大使詹森，或是当时听错，或是记忆有误。据可考的资料显示，詹森已于1941年5月14日离任，继任者是高思。高思于1941年1月10日奉派为驻华大使，尽管詹森的离任延迟至当年5月，但11月显然是由高思来执掌权柄了。另外一个问题是，裴文中为什么没有和美国公使馆继续交涉，而改由胡顿和博文进行交涉？裴氏至死也没有说明白内中缘由。而胡顿和博文与美国公使馆到底是怎么交涉的，双方谈了些什么，达成了什么协议，也是扑朔迷离、无证可查。

“北京人”的命运，从这时起，开始变得诡秘、复杂、恍惚起来。而这个时候离太平洋战争爆发只有十几天的时间了。

1941年11月2日，美国亚洲舰队司令赫德上将，接到美国海军总部命令：“驻屯北平、天津海军陆战队，驻沪海军陆战队第四联队，驻华长江舰队，做好撤离准备，共赴菲做军事集结。”

美国海军自1927年派陆战队屯驻中国的北京、天津、上海等租界后，尽管世界局势越来越动**不安，直至刀兵相见，由于美国采取了中立和避而不战的战略方针，驻华美军虽处于战争旋涡，仍能毫无顾虑和不受任何威胁、伤害地平安度日。

现在，太平洋上空战云密布，大战一触即发，凶多吉少的日美局势使远在异国他乡的美军官兵感到惊恐不安。他们在为美国命运担忧的同时，密切关注着大洋那边关乎自己命运前程的点滴消息。

显然，驻华美军开赴菲律宾群岛所进行的军事集结，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将与7月24日在印度支那南部登陆的日军及其他续部队直接交锋。

血战在即，来不得半点犹豫了。驻华美军立即行动起来，做着迅速撤离的准备。

美国总统轮船公司，早在海军总部发布命令的前三天，就按照政府的指令，派出“范盘轮总统号”“麦迪逊总统号”“哈立逊总统号”三艘远洋巨轮，从旧金山海岸拔锚起程，分别开往中国的秦皇岛和上海，承载美军撤离任务。

11月5日，新组阁的日本首脑人物，在召开的御前会议上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和秘密策划，通过了关于太平洋局势的《帝国国策实施要领》。日本决定孤注一掷，不惜一切代价对美、英、荷三国开战。

《帝国国策实施要领》称：“发动武装进攻时间定于12月初，陆海军应迅速完成作战准备……对美谈判若在12月1日凌晨0时以前获得成功，即停止发动武装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