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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下白头 共守此生（第1页）

第六章《树下白头，此生共守》二〇一二年夏天，良平和秀兰带着女儿杨杨回了李家洼。杨杨三岁了，这是她第一次回老家。她站在杨梅树下，仰着脖子看那两棵巨大的树，嘴巴张成了O型。“妈妈妈妈！这两棵树好大啊！”杨杨在树下跑来跑去，捡落在地上的杨梅，小手被果浆染得紫红。秀兰蹲下来，帮女儿擦手。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在她和杨杨的脸上画出斑驳的光影。“杨杨，”秀兰说，“妈妈小时候就是在这两棵树下长大的。”“那爸爸呢？”杨杨问。“爸爸也是。”“那你们小时候就认识？”“嗯，很小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那你们怎么不早点结婚？”杨杨歪着头，一脸不解。秀兰被问住了，转头看了一眼良平。良平正靠在另一棵树上，笑眯眯地看着她们母女俩。“问你爸去。”秀兰说。杨杨跑过去，拽着良平的衣角：“爸爸，你们怎么不早点结婚？”良平把女儿抱起来，让她坐在自己肩膀上。杨杨的视野一下子高了，可以看见远处的稻田和小溪，看见村子里升起的炊烟。“因为爸爸要先去赚钱呀。”良平说。“赚钱干什么？”“赚钱给妈妈开工厂。”“那妈妈开了工厂吗？”“开了。”“那爸爸赚到钱了吗？”“赚到了。”杨杨满意地点了点头，伸手去够头顶上的一颗杨梅。良平踮起脚尖帮她摘下来，她把杨梅塞进嘴里，嚼了一口，整张脸皱成了一个包子。“好酸！”她喊了一声，然后笑了，笑得咯咯响，笑声在杨梅树下回荡，惊起了几只麻雀。秀兰看着丈夫和女儿，眼眶忽然有点热。她转过身去，假装看远处，悄悄擦了一下眼睛。这时她看见那棵老杨梅树粗糙的树皮上，有一行字隐约可见——“杨梅树作证，我一定会找到你。”那是良平十五岁时刻的。快三十年了。风雨侵蚀了无数次，字迹已经模糊得快要认不出来了，但那几个字还在。就像他们之间的那条线，拉扯了那么多年，远了又近了，断了又连了，终究没有断。秀兰走过去，伸出手，用指尖描着那几个模糊的刻痕。“你刻的还在。”她说。良平抱着杨杨走过来，看了一眼，说：“刻得深。”“深了就磨不掉。”秀兰说。这段对话，他们在三十年前说过一次。那时候良平十五岁，秀兰十四岁。他在杨梅树下刻了那行字，她用手指描着，他说“刻得深”，她说“深了就磨不掉”。三十年后，他们又说了一遍，说的还是同样的话，人还是同样的人。只是他们之间多了一个蹦蹦跳跳的小杨杨。二〇一五年，秀兰的服装厂正式更名为“杨梅树服饰有限公司”。公司在番禺的厂房扩到了五千平米，员工六百多人，年产值突破了五千万。秀兰被评为番禺区的“优秀民营企业家”，上了两次报纸。报纸上登了她的照片，穿着一件她自己做的深蓝色西装，头发盘起来，别了一枚银簪子。照片下面写着：“李秀兰，从流水线女工到企业家。”建军把报纸剪下来，过塑了，挂在厂门口的公告栏里。秀兰每次经过那个公告栏，都会假装没看见，但嘴角总是忍不住往上翘。同年，良平的承平量化管理资金规模突破了十亿元。公司在业内已经有了相当的知名度，服务的客户从私募基金扩展到了券商、银行和保险机构。良平本人也被邀请到多所高校做讲座，题目是“数学在金融中的应用”。他在北大的一次讲座结束后，一个数学系的学弟问他：“学长，你觉得数学最大的用处是什么？”良平想了想，说：“数学最大的用处，是让你学会怎样从混乱中找到秩序。这个能力，做什么都用得上。”他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后来也跟秀兰说过。秀兰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做衣服也是一样。一块布，剪坏了就废了。但你要是会算，算好了再剪，就能做出一件好衣服。”“对，”良平笑了，“我们俩干的是一件事。”二〇一七年，良平四十岁，秀兰三十九岁半。杨杨八岁了，在广州一所国际学校读三年级。她会说普通话、粤语和英语，暑假的时候最喜欢跟妈妈回李家洼，在杨梅树下捡杨梅，听外婆讲妈妈小时候的故事。这一年，良平做了一件他想了很久的事。他把公司的大部分股权转让给了合伙人，自己只保留了董事长的头衔和一部分股份。他不再参与公司的日常管理，而是把精力转向了一个全新的方向——公益。“你要做什么？”秀兰问他。“我想回江西。”良平说，“用我们在金融上赚的钱，在赣南做一些事情。教育、医疗、产业扶贫，都可以做。我是从那里出来的，我想回去。”秀兰看着他，看了很久。“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想了很久了。”“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因为我要先做出成绩，才有资格说。”良平说，“当年你跟我说，你要等你自己变得足够好了，才愿意见我。我理解那种心情。”秀兰的眼眶红了。她伸手打了良平一拳，和当年在番禺厂房楼顶上打他的那一拳一模一样。“你学我？”她说。“嗯，学你。”良平笑着握住她的手，“你身上值得学的东西太多了。”二〇一八年，良平在赣州注册成立了“承平公益基金会”，初始资金两千万。基金会的第一个项目，是在赣南的贫困山区援建希望小学。第一所小学选在了——李家洼。消息传回村里的时候，老村长已经八十多岁了，耳朵背了，眼睛花了，但听到这个消息，拄着拐杖走到杨梅树下，站了很久。“良平那娃，”老村长说，“出息了，没忘本。”建校那天，良平带着秀兰和杨杨回了李家洼。推土机在山脚下轰隆隆地响，工人们在平整地基。良平站在杨梅树下，看着那片即将建起校舍的土地，心里百感交集。秀兰走过来，站在他身边。“你还记得吗？”秀兰说，“当年我从县城退学回来，一个人走到这棵树下，哭了很久。”“记得。”“那时候我觉得，我这辈子就困在这个山沟里了。出不去，也回不来。”“后来呢？”“后来，”秀兰看了一眼身边的良平，“后来有一个人说，‘你不去，我一个人去有什么意思？’”良平伸出手，揽住她的肩膀。“那个人说话算数吗？”秀兰问。“算数。”良平说，“杨梅树作证。”二〇一九年，李家洼希望小学正式落成。学校取名“杨梅小学”。校门口种了两棵小杨梅树，是从那两棵老杨梅树上压条繁殖下来的。老村长拄着拐杖来参加开学典礼，看着那些背着新书包走进校门的孩子们，老泪纵横。秀兰作为捐资方代表上台讲话。她穿着一件素色的连衣裙，头发用银簪子别着，站在讲台上，看着台下的孩子们——他们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有的光着脚，有的背着旧书包，有的头发乱糟糟的。他们的眼睛里，有她熟悉的东西——那种渴望走出去、又害怕走不出去的光。她看着他们，想起了三十年前的自己。“孩子们，”秀兰说，“我也是从这个村子里走出去的。我小时候就在那两棵杨梅树下玩泥巴、摘杨梅。我小学毕业的时候，写过一篇作文，题目叫《杨梅树》。我在作文里说，‘杨梅树作证，我们要好一辈子。’”她说到这里，顿了一下，看了一眼站在台下的良平。良平穿着一件白衬衫，抱着杨杨，对她竖了个大拇指。“今天，我把这句话送给你们。”秀兰说，“杨梅树作证，你们每个人，都可以走出去。走很远很远。然后，再走回来。”台下响起了掌声。孩子们不太懂这些话的意思，但大人懂。村里的大人，从四面八方赶回来参加开学典礼的大人，都懂。开学典礼结束后，良平、秀兰和杨杨一家三口走到老杨梅树下。杨杨已经八岁了，比上次回来时长高了一大截。她跑到树下，伸手摘了一颗杨梅，塞进嘴里。“好甜！”她喊了一声，“今年的杨梅好甜！”秀兰也摘了一颗，尝了尝。确实甜，甜得几乎没有酸味。她看着手里那颗紫红色的果子，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她离开李家洼去深圳的那个早晨，她在树上摘了一颗杨梅含在嘴里，舍不得嚼，就那么含着，让酸甜的味道慢慢化开。那时候的杨梅是酸的。现在的杨梅是甜的。不是杨梅变了，是她的人生走到了应该变甜的时候。良平走过来，从她手里拿过那颗杨梅，一口吃了。“你抢我的干嘛？”秀兰瞪他。“你的就是我的。”良平笑着说。“那我的呢？”“我的也是你的。”良平说，“我的公司，我的钱，我这个人，都是你的。”秀兰笑了，伸出手，牵住了良平的手。两只手，一只粗粝，一只修长，交握在一起，和很多年前在破旧的班车上一样。只是那时候，他们的手还很小，掌心还带着少年人的温热。现在，他们的手上有茧子、有细纹、有岁月的痕迹，但握在一起的力度，比以前更紧了。“良平，”秀兰说，“你说咱们这辈子，算不算圆满？”“不算。”良平说。秀兰愣了一下。“还没过完呢，”良平说，“现在就说完满，太早了。等咱们都老了，走不动了，坐在杨梅树下晒太阳的时候，再说完满不迟。”秀兰看着他那张认真得过分的脸，忍不住笑了。“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太认真。”“认真不好吗？”“好。”秀兰说，“我就喜欢你这个认真。”杨杨在树上喊：“爸爸妈妈，你们能不能别说悄悄话了？上来帮我摘杨梅，我够不着！”良平和秀兰对视了一眼，笑着走到树下。良平把杨杨抱起来举过头顶，让她去摘最高处那颗最红最大的杨梅。秀兰在下面接着，怕她摔了。风从山坳里吹过来，杨梅树的枝叶沙沙作响。一百六十多年的老树，见过太多人来人往、聚散离合。它们不说话，只是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刻进年轮里。这一年的杨梅，红得格外好看。夕阳西下，天边的晚霞把整个村子染成了橘红色。良平一手牵着秀兰，一手牵着杨杨，沿着山路慢慢往村外走。杨杨走在中间，一会儿拽拽爸爸的手，一会儿拽拽妈妈的手，嘴里哼着幼儿园里学的儿歌。走到岭上，三个人不约而同地回了头。那两棵杨梅树站在村口，枝叶交缠，像两个沉默的老人，目送着他们离开。和很多年前一模一样——只是那时候，是两个背3着行李的少年；现在，是牵着一个孩子的一家三口。“杨杨，”良平说，“记住了，这是咱们家的树。”“记住了！”杨杨脆生生地回答。“杨梅树作证。”秀兰轻声说。“杨梅树作证。”良平说。山风从背后推着他们，往山下走。远处的炊烟升起来，天边的星星亮起来。番禺的工厂在等着秀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