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线化疗比第一次更猛。药物换了,名字更长,副作用更多。护士在输液袋上贴了一张橙色的警示标签,上面画着一个骷髅头,写着“化疗药物,谨慎处理”。她看到那个骷髅头的时候,手指顿了一下,然后把输液袋挂上铁架,管子接上他手臂的PICC管。透明的液体一滴一滴地往下滴,隔几秒一滴,不急不缓。她坐在床边,看着那滴滴壶,数着数字。一滴,两滴,三滴。她以前不数的,现在数了。因为不知道这袋药水是第几袋,也不知道还有多少袋。
他瘦得更快了。像一块放在太阳底下的冰,从边缘开始融化,一点一点地变小,变薄,变透明。她每天早晨给他称体重,数字往下掉,记在本子上,不告诉他。他的锁骨像两把刀,架在胸口,隔着T恤都能看到。他的手腕细了,以前戴手表要扣倒数第二个孔,现在要扣到最后一个,还是松。她把手表拿过来,自己戴上了。她的手腕比他细,扣到最后一个孔刚好。他看着手表戴在她手腕上。表还在走,秒针一下一下地跳,像心跳。
呕吐比上次更厉害。第一次化疗的时候他吐完还能吃一点东西,现在吐完连水都不想喝。胃像个被拧干了的海绵,干巴巴的,皱成一团,什么都装不下。她试了各种办法——姜水、陈皮水、苏打饼干、白粥。他吃了吐,吐了吃。有一天晚上他吐了五次,第五次吐完他靠在马桶旁边,额头上全是汗,脸色白得像纸。她蹲在旁边,用湿毛巾给他擦脸。毛巾是凉的,他的额头是凉的,两个凉的东西碰到一起,没有温度变化。她擦了又擦,他的额头还是凉的。
“知夏。”他闭着眼睛说。
“嗯。”
“你回去吧。明天还要上班。”
“不上班了。”
“请假了?”
“辞职了。”她说。他的眼睛猛地睁开了,看着她。她的表情很平静,不像是在开玩笑。她确实辞职了,上个星期的事。公司的人力总监找她谈了三次,第一次说“林总您可以休长假”,第二次说“林总您的工作我们可以暂时代管”,第三次说“林总您的辞职报告我批了”。她交出了工卡,交出了办公室钥匙,交出了笔记本电脑。那些东西堆在纸箱里,放在后备箱。她还没有拿回家,因为不知道放在哪里。放在哪里都行,只要他在。
“你疯了。”他说。
“没疯。”
“你工作不要了?”
“不要了。”
“以后怎么办?”
“以后再说。”
他看着她,眼眶红了。不是那种“感动得热泪盈眶”的红,是那种“你怎么这么傻”的红。他的嘴唇在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他找不到话说。她想说“工作可以再找,你只有一个”,但没说。因为说出来太轻了,不是话轻,是她把这些话说出来的样子太轻了。她不想让他觉得这是一件很轻的事。这件事很重,重到她一个人扛不住,但她还是扛了。她不需要他知道,她只需要他别说话。
他伸出手握住她的手。“对不起。”他说。
“对不起什么?”
“让你辞职。”
“我自己辞的。不是让你让我辞的。”
“如果不是我生病——”
“没有如果。”她打断他,语气很平,但很硬,像一块石头扔进水里,没有水花,但沉下去了。他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他,有病房的白墙,有输液袋里一滴一滴往下落的药水。那里面有太多东西了,多得装不下。他不再说了。
有一天下午,他一个人去卫生间,在镜子前站了很久。她站在门外,没有进去。门没关严,从门缝里她看到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他摸了摸自己的光头,又摸了摸脸颊,掐了一下脸上的肉——没有肉了,皮直接包着骨头,掐不起来。他对着镜子咧了一下嘴,又收回去。然后又咧了一下。
她推开门走进去,站在他旁边,看着镜子里的两个人。他的脸很瘦,颧骨高,眼窝深,嘴唇干裂。她的脸还好,只是眼底有一圈青黑色,像被人用炭笔画了两道浅浅的弧线。他看着镜子里自己,忽然说了一句:“我像一颗卤蛋。”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不是嘴角微微弯一下的那种笑,是那种从肚子里挤出来的、忍不住的、噗嗤一声的笑。
“卤蛋是光滑的,”她说,“你头皮上还有毛囊。”
他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头顶。新长出来的头发茬很短,扎手的,像刚割过的草坪。“那我是一颗高级卤蛋。”他说。她笑出了声,笑着笑着眼泪掉下来了。不是哭,是笑出来的眼泪,但笑着笑着就变成了真的眼泪。她的嘴角还弯着,但眼眶红了,眼泪从眼角滑下来,沿着鼻梁往下淌。她站在那里,笑着,哭着,两个表情叠在一起,像一幅被水浸湿的画,颜色糊了,但还在。
他伸手擦掉她脸上的泪。手指从颧骨擦到嘴角,从嘴角擦到下巴。动作很轻,像在擦一件怕碎的东西。他的手指是凉的,她的脸也是凉的。她握住他的手,贴在自己脸上,不让他收回去。
“别哭。”他说,“哭了就不好看了。”
“你以前不是说我哭也好看吗。”
“那是以前。现在你哭我会心疼。”
他看着她的眼睛。她的眼泪还在流,但嘴角还弯着。她在笑,也在哭。两个表情在她脸上打架,谁都没有赢。他笑了一下,不是安慰的笑,是那种“我拿你没办法”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