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小说网

异乡（第1页）

顾思予二十二岁那年的秋天，踏上了美国的土地。

飞机降落的时候，他正看着窗外。洛杉矶的黄昏是从橘色慢慢变成紫色的，像一块被水稀释了的颜料，在天空这张巨大的画布上缓缓洇开。云很低，一团一团的，像是被人随手丢在天上的棉絮。城市的灯光开始一盏一盏地亮起来，从高空看下去，像是有人在一片深蓝色的绒布上撒了一把碎金子，零零散散的，没有规律，但很好看。他盯着那些光看了很久，直到飞机轮胎触地的那一下震动把他从那种恍惚的状态里拽了出来——行李箱的轮子在货舱里滚了一下，撞到舱壁，发出一声沉闷的响。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来这么远的地方。他只知道，他必须来。不是因为这里有更好的机会，不是因为这里有更广阔的天空，是因为这里有足够的距离——远到他和顾思卿之间隔着一整片太平洋，远到他们不在同一个时区，远到他想他的时候，不能立刻见到他，不能立刻听到他的声音，不能立刻感受到他的体温。远到他只能把那些思念咽回去，咽得更深，咽得更用力，咽到连自己都以为它们不存在了。这是他来的目的——把自己流放到一个思念够不到的地方。他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他只知道它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远到他要飞十二个小时。远到他要穿过日界线。远到他要从一个昨天飞到另一个昨天。他下飞机的时候，还是九月十八号。他在飞机上过了一天，但日历没有翻页。时间在这里停滞了，像是在说：你已经离他够远了，再远就要倒着走了。

机场很大，大到他走了很久才找到行李提取处。指示牌是英文的，字母连在一起，像一条条不认识的小蛇，在他眼前爬来爬去。他在那些字母里找“BaggageClaim”两个词，找了好几遍才找到。不是不认识，是脑子转不过来。他的脑子还停在十二个小时前，还停在那个机场出发大厅，停在那根柱子后面，停在那把黑色的长柄伞上，停在那个人看着他的最后一眼里。他把那张登机牌从口袋里掏出来，看着上面的字——顾思予，LosAngeles。他的名字和这个陌生的地名印在一起，像两个不认识的人被安排坐在了一起，尴尬，生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他拿了行李。一个黑色的双肩包，很轻。他把包背上肩膀，走出到达大厅。门一开，一股干燥的热风迎面扑来，带着一种他从来没有闻过的味道——不是花香，不是草香，是那种被太阳烤了一整天的柏油马路散发出来的、刺鼻的、让人想打喷嚏的味道。阳光很烈，比他离开的那个城市烈得多。他眯起眼睛，用手遮挡了一下。光线从他的指缝间漏进来，在他的脸上画出一道一道的金色的条纹。他在那些条纹里站了几秒，像是在做一个仪式——跨过这道门，就是另一个世界了。他跨了过去。

机场外面是一排一排的出租车，黄色的，和电影里的一模一样。一个墨西哥裔的司机帮他开了后备箱，说了一句他只听懂了一半的英语。他听到了“Whereareyougoing”里的“going”，猜出是在问目的地。他把手机上的地址给司机看。司机看了一眼，点了点头，说了一个他也没太听懂的词。他坐进车里，关上门。车内比外面更热，座椅是皮的，烫得他屁股发麻。他把车窗摇下来，风灌进来，带着那种刺鼻的柏油味和远处飘来的不知道是什么食物的香气。出租车驶出机场，上了高速。高速公路很宽，有六条车道，车开得很快，快到窗外的风景变成了一道一道模糊的光影。他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那些飞速后退的棕榈树，高耸的，瘦长的，像一根根插在地上的火柴棍。它们在夕阳里变成了黑色的剪影，一个个的，一排排的，像站岗的士兵，不知道在守卫什么。

他租的公寓在城市东边，离学校不算太远，骑自行车大概二十分钟。公寓是一栋两层楼的房子，米黄色的外墙，门口有一棵很大的棕榈树，树影落在台阶上，像一把撑开了但收不回去的伞。他按了门铃，房东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头发花白，戴着眼镜，笑起来的时候眼角有很深的皱纹，像干裂的土地。她的语速很慢，但顾思予还是只能听懂一部分。她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Siyu”。她重复了一遍，发音怪怪的，“See-you”——听起来像“再见”。他点了点头，心里想：好。再见。他在跟谁说再见？跟那个他离开了十二个小时的人。跟那个他坐在这里、隔着太平洋、隔着十五个小时时差的人。跟那个他每天晚上都会想、但不敢发消息的人。

房间在二楼，不大，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个衣柜。窗户朝北，看不到太阳，只能看到对面邻居家的墙。墙上爬满了藤蔓，绿油油的，密不透风，像一道绿色的窗帘。他把双肩包放在床上，拉开拉链，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拿出来。衣服，叠好放进衣柜。裤子，叠好放进衣柜。袜子，卷成团塞进抽屉。充电器，插在床头的插座上。钱包，放在桌上。然后他拿出那张纸。折了两折的，边角已经磨毛了，折痕很深。他把那张纸展开，铺在桌上。患者姓名：顾思卿。年龄：十五岁。诊断：急性胃黏膜病变伴上消化道出血。他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每一个字他都认识。每一个字他都记得。每一个字他都刻在脑子里了，但他还是想看。不是因为怕忘记，是因为看了，就好像他还在那里。还在那个病房里，还在那张陪护椅上，还在那个十五岁的少年旁边。

他把那张纸重新折好，放进了书桌的抽屉里。抽屉很浅，放进去之后，拉出来，又推回去。他拉了三遍，像在确认它还在，确认它不会消失，确认他不是一个人。然后他躺在床上。床单是白色的，很干净，有洗衣粉的味道，但不是他习惯的那种。家里的洗衣液是超市买一送一的，大桶的，味道很淡，带着一点皂香。这里的洗衣粉味道很重，刺鼻的，化工的，像是有人把一瓶没有稀释的香水直接倒在了布上。他把脸埋在枕头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不是那个味道。不是那个他熟悉的、干燥的、温暖的、让人安心的味道。是陌生的，冷的，硬的，像是睡在一张没有温度的床上。

他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上有一道裂缝，从插座的上方一直延伸到天花板，弯弯曲曲的，像一条干涸的河流，像他们家里天花板上的那道裂缝。但这不是他们家。这是另一个国家，另一个城市，另一个房间。他是另一个人。不是“顾思卿的哥哥”，不是“监护人”，不是任何一个可以被那个名字定义的人。他只是一个留学生，一个二十二岁的、独自生活在异国他乡的、没有人认识他的人。他可以是任何人。但他不知道他想成为谁。他只知道他不想成为“一个离开了弟弟的人”。

那天晚上，他失眠了。不是因为时差，是因为太安静了。安静到他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可以听到冰箱压缩机运转的嗡嗡声，可以听到远处高速公路上的车声，像一条永不停歇的河流，从很远的地方流过来，又流向很远的地方去。他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天花板是白色的，没有任何裂缝，干净得像一张还没有写过一个字的白纸。他在这张白纸上躺了很久，久到窗外的天从漆黑变成深蓝，从深蓝变成灰白，从灰白变成浅淡的橘色。他没有听到顾思卿的呼吸声。隔壁没有顾思卿。隔壁是一堵墙，墙外面是一条走廊，走廊对面是另一个租客——一个他不认识的人。那个人不会在凌晨两点把门留一条缝，不会在梦里说“没事了”，不会在早上六点半起床做早饭。他和那个人没有任何关系。他不用对那个人负责。那个人也不需要他。

他拿起手机，给顾思卿发了一条消息：“到了。”只有一个字。他打了很久。打了“我到了”，删掉。打了“安全落地”，删掉。打了“别担心”，删掉。打了“我想你”，删掉。最后只留下一个字。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说“我到了”太轻了，说“安全落地”太假了，说“别担心”太自私了，说“我想你”太残忍了。他只能发一个字。一个字什么都不是。但一个字也不会伤害任何人。

发完之后，他盯着屏幕。“已读”两个字很快就亮了。然后顾思卿的回复来了：“好。”一个字。他盯着那个“好”字，看了很久。然后他把手机翻过去扣在床头柜上，闭上眼睛。

那个“好”是什么意思？是他知道了，还是他不想再说了？是他在忙，还是他不想理？是他怪他了，还是他也在忍？他不知道。他只能猜。猜是最折磨人的。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的猜是不是对的。你只能一直猜，一直猜，猜到你累了，猜到你不想猜了，猜到你把所有可能的答案都想了一遍，然后在每一个答案后面打个问号——是吗？是吗？是吗？

他没有答案。他只有时间。

第二天早上，他被闹钟叫醒。闹钟的声音是尖锐的，急促的，像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鸟在拼命叫。他伸手把闹钟按掉，坐起来。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钻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道细细的白线，像一根发光的蛛丝。他看着那线光，发了几秒呆。他想起了顾思卿房间门缝里透出的那线光。细细的，金色的，铺在深色的地板上。那不是光。那是他在确认弟弟还活着。那是他在每一个无法入睡的夜晚唯一能抓住的东西。那是他的牵挂，他的恐惧，他的爱——全都装在那条细细的、随时可能熄灭的光里。

他下了床，穿上拖鞋。拖鞋是新的，塑料的，有点硬，硌脚。他从国内带了一双拖鞋，放在行李箱里，但到了之后怎么都找不到。他在房间里翻了一遍，没有。也许忘在家里了。也许落在机场了。也许被他不小心扔了。他不知道。他只知道那双鞋是蓝色的，和他的脚一样大，穿着很舒服。顾思卿的拖鞋是灰色的，比他小一号，放在鞋柜旁边，和他的并排。他蹲下来，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时间。国内应该是晚上九点多。他打开顾思卿的聊天框，打了几个字：“吃了没？”看着这三个字，看了很久。然后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删掉了。他不能发。他发了，顾思卿就会回。顾思卿回了，他就会想再发。再发了，就会想打电话。打了电话，就会想听他的声音。听了他的声音，他就会想回去。他不能想回去。他好不容易才走出来。

他把手机揣进口袋，走出房间。

厨房在楼下，是公用的。灶台上有四个炉头，都锈迹斑斑的，好像很久没有人用过了。橱柜里有一些锅碗瓢盆，旧的，脏的，油腻腻的，不知道是谁留下的。他打开冰箱，里面几乎是空的，只有半瓶番茄酱和一块不知道放了多久的奶酪，边缘已经发霉了，长了一层细细的、灰绿色的绒毛。他关上冰箱，站在厨房中间。他不知道该做什么。以前在家里，他每天都会做早饭。六点起床，淘米，煮粥，煎鸡蛋，热牛奶。粥要煮四十分钟，煮到米粒开花，煮到米汤浓稠。鸡蛋要煎到边缘微焦、中间溏心，顾思卿喜欢吃溏心的。牛奶要热到刚好能喝的温度，不烫嘴，也不凉。他每天都会做同样的事。做了三年。做到不用想，做到闭着眼睛都能做。现在他不用做了。没有人需要他做早饭了。他可以睡到自然醒，可以不吃早饭，可以不洗脸不刷牙就出门。没有人会说“哥，你还没做早饭”。没有人会说“哥，今天吃什么”。没有人会说“哥，你做的粥是世界上最好喝的”。没有人。

他靠在冰箱上，手插在口袋里。手机在口袋里，贴着大腿。他能感觉到手机的重量，不重，但压得他走不动路。他想把手机拿出来，给顾思卿发一条消息。说什么都行。说“今天天气好”，说“这边房子很小”，说“我想吃你做的煎饼果子”。说什么都行。他只是想看到他头像旁边出现那两个字——“已读”。那两个字是他的药。在他撑不住的时候，看一眼，就能再撑一会儿。他忍住了。他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走出了厨房。

学校在城市的另一头，要坐公交。他查好路线，在路边等车。站牌是铁的，漆都掉了，露出底下的铁锈，红褐色的，像干了的血。阳光很好，晒得他后颈发烫。几个学生也在等车，背着书包，戴着耳机，嘻笑着，说话的声音很大，但他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他们的语言像流水一样从他耳边流过，带着他不知道的笑点和他在他文化里没有过的梗。他的英语不差，托福考了一百多分，阅读和写作都没问题。但听力和口语是另一回事。当一群人同时说话的时候，那些单词就像一群被惊扰了的麻雀，四处乱飞，他一只都抓不住。

他站在那里，像一个被遗忘在站台上的人。没有人跟他说话，没有人看他，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从哪里来、为什么站在这里。他是透明的。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城市，在这所学校，在所有不认识他的人眼里，他是透明的。他可以哭，可以笑，可以崩溃，可以做任何事，没有人会注意到。因为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知道顾思予是谁。这个名字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他不再是谁的哥哥，不再是年级第一，不再是那个在公告栏上贴了照片的人。他只是一个人。一个普通的、二十二岁的、刚到美国的留学生。他终于变成了他想要变成的样子。但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比以前更重了。

公交车来了。他上了车，刷了卡，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窗外是快速后退的街景——棕榈树，加油站，快餐店，二手车行。那些名字他都不认识。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在心里翻译：PalmTree，GasStation，FastFood，UsedCarDealer。翻译完了，也不知道有什么用。他只是不想让自己的脑子空着。脑子一空，就会想他。想他现在在做什么，想他有没有好好吃饭，想他有没有生病，想他会不会在他不在的时候学会了照顾自己。他希望他学会了。他怕他学会了。他学会了，就不需要他了。他不需要他了，他们之间就连最后那点联系都没有了。

他闭上眼睛，靠在车窗上。玻璃是凉的，随着车身的颠簸，他的额头一下一下地磕在玻璃上，不疼，但很烦。他不想睁开眼。睁开眼，就要面对这个陌生的世界。闭上眼，他还在那里。还在那个家里，还在那张餐桌旁边，还在那碗粥的温度里。他想一直闭着。但他不能。

车停了，他到站了。他走下车，站在学校门口。学校很大，建筑是红砖的，爬满了常春藤。草坪很绿，绿得不像是真的，像一块巨大的绿色地毯铺在地上。有人在草地上扔飞盘，有人在跑步，有人躺在阳光下看书。所有人都很自在，很放松，像是这个校园是他们的一部分，像是他们从来不属于别的地方。顾思予站在门口，看着他们，觉得自己像一个闯入者。他不属于这里。这里的阳光，这里的草坪，这里的红砖墙，这里的常春藤——都不认识他。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他来这里是为了离开顾思卿。离他越远越好，远到他想他的时候，够不着。远到他想他的时候，只能把那些念头咽回去。远到他连咽都咽不回去的时候，就只能一个人躲在没有人的角落里，等那股翻涌的、滚烫的、快要把他撑破的东西自己退下去。它不退。它一直在。从白天到黑夜，从醒来到睡着，从他踏上这片土地的那一刻起，它就在。它不走了。和他一样。

他上了一天的课。教授讲得很快，PPT翻得很快，单词飞得很快。他拼命地记笔记，拼命地听，拼命地试图抓住那些从他耳边飞过的声音。他抓住了一些，漏掉了很多。漏掉的那些让他焦虑，焦虑让他更听不懂，听不懂让他更焦虑。这是一个死循环。他坐在教室里，周围的同学在讨论，在笑，在举手提问。他坐在那里，像一个溺水的人，看着岸上的人走来走去。他们都看到了他，但没有人伸出手。因为他看起来不像在溺水。他看起来很正常。他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没有表情，没有动作，没有人知道他耳朵里听到的是一团乱麻，脑子里转的全是另一个人的脸。

下课了，他走出教室。太阳已经偏西了，光线变得柔和，金黄色的，把所有的影子都拉得很长。他走在那些影子上，一步一步的，不知道要去哪里。他不想回公寓。回到那个房间，面对那堵裂缝，那张没有味道的床，那个没有顾思卿呼吸声的夜晚。他沿着学校的路一直走，走过教学楼，走过图书馆，走过体育馆，走过一片树林。他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只知道天越来越暗，路灯开始亮了，一盏一盏的，橘黄色的，和他离开的那个城市一样。但不一样。那个人不在。

他走到一个公园，坐在长椅上。公园不大，有一个小湖，湖面上有几只鸭子。它们不怕人，慢悠悠地在水里划着，身后拖出一道道细细的波纹。月亮出来了，弯弯的，细细的，像一瓣被剥下来的橘子皮，挂在深蓝色的天空上。他看着那瓣月亮，想起顾思卿。他也喜欢看月亮。小时候，他们睡在同一张床上，顾思卿指着窗外说“哥，你看，月亮在跟着我们走”。他说“月亮不会跟着人走”。顾思卿说“会，你看，我们走了它也跟着”。他不知道怎么解释地心引力和相对运动，就没有说。他不想打破顾思卿的幻想。他喜欢看到他相信什么的时候眼睛发光的样子。

现在没有人跟他争了。月亮挂在那里，他想说什么就是什么。但他不想说了。没有人听。

他拿出手机，打开顾思卿的聊天框。最后一条消息还停留在一个“好”字。他看着那个“好”，看了很久。然后他打了一行字：“这边月亮很亮。”看着这行字，看了很久。然后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删掉了。他不能发。发了，顾思卿就会回。顾思卿回了，他就会想再发。再发了，就会想打电话。打了电话，就会想听他的声音。听了他的声音，他就会想回去。他不能想回去。他好不容易才走出来。

他把手机揣进口袋，站起来，走回公寓。

那天晚上，他又失眠了。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把枕头翻到凉的那一面，又把枕头翻回来。他把被子拉到胸口，又踢开。他开了灯，又关了。他把手机拿起来，又放下。他看了一遍又一遍顾思卿的朋友圈——什么都没有。他不怎么发朋友圈，上一次发还是三个月前，一张天空的照片，配文是“今天的天好蓝”。那张照片是在学校操场上拍的，远处的教学楼一角露了出来。那天他给顾思予发了消息，说“哥，你抬头看天”。他抬头看了。天确实很蓝。他回了一个“嗯”。那个“嗯”字现在想起来，觉得自己是个混蛋。顾思卿说“你抬头看天”，是想和他看同一片天。他明明知道，但他只回了一个“嗯”。他总是在回“嗯”。因为他不敢多说。多说一个字，他就多想说一百个字。一百个字里，总有一句会暴露“我喜欢你”。他不想暴露。他想把“我喜欢你”藏起来，藏一辈子。但他没藏住。它还是从门缝里漏出去了，被顾思卿看到了。现在他不用藏了。顾思卿什么都知道了。但他还是不敢说。因为他怕说了，就再也走不了了。

他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是新的，没有那个味道。没有洗衣液的味道，没有顾思卿的味道，没有家的味道。他忽然很想念那个味道。不是洗衣液，是那个人。是他在厨房里煎鸡蛋时身上沾的油烟味，是他在沙发上睡着时毯子下面的温热的气息，是他走过你身边时带起的那一阵淡淡的风。他好想他。想得心脏发疼。不是那种尖锐的疼，是钝钝的、闷闷的、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慢慢膨胀、撑得他喘不上气的疼。他把手放在胸口上，感受着自己的心跳。扑通，扑通，扑通。每一下都在说同一个字。那个字是——“卿”。

他在那个字的回响里，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窗外，月亮很亮。和他离开的那个城市一样亮。月亮是同一个月亮，但看月亮的人不在一起了。他们隔着十五个小时的时差，隔着整片太平洋，隔着一道他亲手挖出来的、不知道还能不能填回去的鸿沟。他看着那瓣月亮，在心里说：“卿卿，晚安。”

没有人听到。月亮听到了，但它不会告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