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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林海音的编辑与出版理念（第1页）

第14章林海音的编辑与出版理念

一、实践

林海音没读过大学，但这没妨碍她成为作家。她的文学兴味是在春明女中胚胎萌芽的。而后从成舍我先生创办的“北平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便直接进入《世界日报》，开始了她采访文教和妇女新闻的记者生涯。难怪林海音要称舍我先生为“一生的老师”，师恩莫齿难忘。原来，舍我师不光招她进了“北平新专”，进了《世界日报》，还使她有缘沾工作之便认识了后来一生的伴侣夏承楹先生。某种程度上，在林海音眼里，是舍我师使她有了业，有了家。

她的编辑生涯，也是在《世界日报》开始的。一九三七年芦沟桥的炮火使她失了业，抗战胜利后，又很快回到复刊的《世界日报》。这回是担任编辑，而不再跑新闻了。海音不但是特别能干的女人，还是特别能生育的母亲。抗战没有耽误她生下祖焯和祖美，一九四七年，她又生下了三女儿祖丽。一九四八年，内战的烽火使她偕老带幼离开了第二故乡北平，回到自己真正的故乡台湾。

先是夏承楹进入了由他的朋友洪炎秋在一九四八年台湾光复节创刊的《国语日报》，紧接着，夫唱妇随，林海音就在次年年中开始担任《国语日报》的编辑。

林海音是个有心的“生活者”，她在编辑文稿、操持家务的同时，渐渐以作家的身份崭露头角，知名度在台湾文坛攀升、打响。当作家对她当编辑又起到了良性的互动作用。她得以认识、组建并不断扩大《国语日报》副刊版的作者队伍。这对文学编辑者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其实，不论她编《国语日报》副刊，还是后来编《联合报》副刊和《纯文学月刊》，她都以自己卓越的编辑才华，实践着编辑作家化的理念。好作家不一定能作好编辑，而好的编辑却一定要作家化，最好本人就是个作家。在她身上，作家与编辑两者得到完美的渗透和兼容。

林海音文学编辑成就与贡献的彰显，首推接编《联合报》副刊的十年。她是在刚刚生下幼女祖葳满月后的一九五四年年初接手主编《联合报》副刊的。她接手前，“联副”只有半个版，且综艺性浓，文艺性弱。她甫一接手，“联副”风格便悄然改变，“少了些八股味、宣传味、人情味，而多出来的都是文学味、艺术味。”（钟肇政语）她除了编发小说、散文、诗歌这文学副刊的三大件，还辟出版面介绍外国作家作品，报道国际文坛的最新动态，这在台湾文坛可谓开风气之先。“联副”不仅成为许多作家、翻译家发表作品的园地，也为读者了解外国文坛的资讯开启了一扇必不可少的小窗，开始树立、打造“联副”的纯文学品牌。今天的“联副”能在华语文化圈里自成一格，说是后来的继任者秉承了林海音的纯文学薪火也许并不为过吧。

我不知以电视为比是否合适，电视无疑是当今第一大传媒，一个电视栏目的好坏成败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持人个人的素质、魅力。好的主持人提升栏目，好的栏目塑造主持人，二者是相辅相成，也相反相成的关系。作为编辑也是如此，好的编辑提升栏目，好的栏目也造就编辑。以三十年代著名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例，在沈从文和萧乾二先生主编的几年间，《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为了北方的文艺重镇。

不知是否巧合，林海音接编《联合报》副刊像极了沈从文、萧乾主编《大公报》副刊。萧乾从沈从文手里接编副刊前，先将老板交他练手的《小公园》的休闲、综艺性弱化，而加强它的文艺性，渐次形成自己的纯文学风格。等到正式编起文艺副刊，就能得心应手地办出自己的格调和品质。萧乾时期的《大公报》副刊能成为国内几大副刊之一，并至今为人称道，就是因为在他的发掘和组织下，出现了许多文学新人，发表了许多有特色的文学创作和翻译作品，还举办了中国报刊史上的第一次文艺评奖。

这无疑对熟悉中国报纸副刊史的林海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难怪一样熟悉萧乾编辑思想和作为，也把《联合报》副刊办得十分出色的林海音的继任者痖弦先生要这样评价林海音：“文艺创作是副刊的重心，小说则是重心的重心，一个副刊的成败，要看它有没有好的小说出现。林海音女士时代的‘联副’之所以至今3为人津津乐道，就是因为在她的发掘下，出现了黄春明、张系国、林怀民、七等生，重视了钟理和、钟肇政。”

林海音和萧乾的可比性还在于，他们当时几乎都是以一人之力撑起了文艺副刊。像马各先生曾这样回忆说：“当时‘联副’只有林先生一个人编，不像现在有一二十人。她每天下午来报社发稿、编稿，常常会把一些好作品拿出来与我们分享。有时下午编辑部就像是个小说座谈会，大家讨论得很精彩。那时写短篇的人很多，像七等生、杨蔚、桑品载等都写得非常好。当时社会对‘联副’纯文学的风格评价很高。”

林海音时期的“联副”与萧乾时期《大公报》副刊的另一重要的可比性，在于保持用稿的独立性和客观性。不拉山头，不搞宗派，不群不党，不卷入论争，本身就是《大公报》中性的办报方针。我想，林海音编“联副”的出发点，并不在乎《联合报》的民营特点，而完全把聚焦凝结在一个“纯”字上。她一切从纯文学的理念出发，努力营造的是一块纯文学的净土，一角纯文学的园地，一座纯文学的殿堂。综观她一生的文学创作与编辑、出版实践，她真的做到了。

林海音编辑生涯的第二个重要阶段，是继台大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和台大外文系的《现代文学》相继停刊后，她主编的《纯文学月刊》于一九六七年新年伊始创刊，这是六、七十年代台湾文坛的一件大事。

“《纯文学》的内容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欣赏、散文、小说、戏剧、诗、文坛动态等，创作与翻译都欢迎。海外作家如果能够介绍外国优秀作品，供给文坛消息，以开视野，了解现状，更所期盼。”从这份发刊词不难看出，它的办刊原则一如林海音主编“联副”，只在一个“纯”字上用心。就像她在写给郑清文的约稿信里说的，要把它办成“高水准的纯文学刊物”，而当时台湾“缺少这么一份”。

作为一个出色的文学编辑，林海音有着超乎寻常的识见和胆魄，并不时出招大手笔。例如，她在《纯文学月刊》上，率先突破当局的意识形态禁忌，逐期介绍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文学，两年内介绍了许地山、老舍、沈从文、周作人、朱湘、戴望舒等十八位诗人、作家及其作品，后结集为《中国近代作家与作品》出版。回想当年，也许会有男权主义者抱怨，当初甘冒被打入“文字狱”风险的，应是男性编辑，不想这风头却让女性编辑的林海音抢了去。

一个作家和编辑难免有情感的偏向，这当属正常。也许是林海音出生在日本，或特别喜欢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和林芙美子等的缘故，她尤其关注日本的文学动态。像一九六五年，日本战后的重要作家之一安部公房的长篇小说《砂丘之女》获得日本读卖文学奖以后，她马上约请钟肇政将这部十三万字的小说译出，并在《纯文学月刊》第四期上一期刊完。这不但需要敏锐的眼光，更需要大气的魄力。

林海音出版编辑生涯的第三个重要时期，自然是她创办并主持纯文学出版社。她首先开始注重纯文学出版社图书的整体形象包装，让读者从书封面的装祯设计上，一眼就认出这是纯文学出版社独有的标准和气质。其次，她有意做好出书前的企划，以使出版物形成专题系列和多样化的风格。例如，林海音本人的系列著作，《冬青树》、《绿藻与咸蛋》、《城南旧事》、《婚姻的故事》、《春风》、《孟珠的旅程》、《芸窗夜读》、《写在风中》等，余光中的《焚鹤人》、《听听那冷雨》、《望乡的牧神》、《青青边愁》、《分水岭上》、《火浴的凤凰》等；另像岭月翻译的系列日本家庭伦理小说，张系国的科幻小说，以及“纯美家庭书库”等，都是如此。由林海音亲自操刀主编的字数超过五百万字，皇皇二十六卷本的《何凡文集》更不在话下。她还因主编《何凡文集》而获得了出版类图书主编金鼎奖。

林海音自己说她从事出版纯粹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她这些无心插出来的柳，对台湾的出版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些畅销的好书，长销不衰，如彭歌译的《改变历史的书》，子敏的《小太阳》、《和谐人生》，长篇小说《蓝与黑》、《滚滚辽河》，等等。

二、交往

都说林海音人缘好，约稿能力强，没有约不来的稿子。她为何有如此大的能量，神通广大何在？我想只在于她肯用脑、用心、更付出感情地与人交往。她善交往，会交往，她有本事使你一听到她清脆的话语，一看到她溢满脸颊的和蔼笑容，就觉得仿佛暖煦的春风拂面。向她交心，为她投稿，自然不在话下。她热情、敏锐、细腻、体贴，把文学写作和编辑当成毕生的事业。一个人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在她所喜爱的事业中度过了一生。她把心交给了读者和作者。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她对待任何作者都一视同仁，决不人为制造亲疏远近。每天下班回家以后，她花大量的时间与各地作者通信、约稿。不论退稿，还是要用的稿子，她都亲自与作者联络，从没由旁人代笔。透过那隽秀流畅的字迹和亲切体己的话语，就足以使无论哪个年龄段的作者感到一股暖融融的亲和力。

人是以信任交换信任，以爱来交换爱的。将心比心，哪个作者有理由不支持这样的编辑，并会由此反馈一份交互式的亲情。这是林海音作为一个编辑家得以成功的秘诀：像勤劳的蜜蜂一样，肯于付出，不问收获，只顾耕耘。

林海音是写信的快手，而且有内容，仅我在与林先生交往的几年间，除去差不多每次她打给我的不短于半个小时的电话以外，就接到过她几十封的信。她以祖母般的爱心，给我这个文学晚辈鼓励与呵护。我每写信给她，她都很快回复。我信里笔头采访她，她逐一解答，那就是后来的《生活者林海音》。我跟她说，我要写小说，她说她相信我一定写得好。我寄给她我翻译的凌叔华英文自传体小说《古韵》，她这位当年的“凌迷”很快就把读《古韵》的随感写进了她的读书专栏《我的床头书》。

受林海音“恩惠”，由“联副”起步走上文坛的的确不乏其人，而且，每每回忆起来，大家全都特别留恋怀念那令人难忘的岁月。作家钟肇政说，对于像他这样受日文教育长大的部分作者而言，林海音时期的“联副”是“一块珍贵而亲切的发表园地。”并“与编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书信往返，经常不断。”

郑清文的第一篇作品是经林海音手发在“联副”上的，这对他的写作生涯产生了极大的鼓舞。他后来意味深长地回忆说：“当一个人的文字和思想都还没有成熟，正在一种类似沙漠的情况中彷徨的时候，忽然有人肯定了你正在摸索的路，你便有足够的勇气走下去。……林女士所带来的……至少是一阵可喜的甘霖，给失水的土地予适当的滋润，使蕴藏在地下的种子有发芽和成长的机会。……她具有优秀编辑所应有的锐利的眼光和过人的胆识。一位优秀的编辑，不属于任何作家个人，是属于整个文坛的。”

林海音与许多作家的交往，特别是与钟理和的交往，在我们这个“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国度里，被视为现代“文人相重”的典范。这如果跟她是女性有关，那也许可改为“文人相轻，同性尤甚”，或“异性文人宜相重”、“异性文人才相重”？但愿“文人相重”与性别无涉，并能形成一种良好的文人相交淡如水的风气，就像林海音与钟理和那样。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对一向木讷的文学写作者钟理和来说，一定是个内心波澜翻滚的日子。他的第一第二篇小说《苍蝇》和《做田》透过钟肇政由林海音接连在“联副”发表，半年后的这一天，他提笔致信林海音：“我早就有意修书问候，但我的笔一如我本人，在生人面前便不晓得说什么好。……林女士对省籍文友特别帮忙，特别爱护，是我们省籍文友之万幸，我们每以此感奋，并引以为荣。我们这批文友本粒粒幼芽，倘无人特别照顾，则其难立足于今日乃极自然之事。”

钟理和一生著作当中，有百分之九十都是在林海音主编的“联副”上发表的。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林海音连夜赶写出《悼钟理和先生》一文。一个月内，她在“联副”又发表了他的遗作《雨》，并写了《同情在人间——为〈雨〉告读者》的报告。不久之后，林海音还筹资替钟理和出版了他在台湾最早的两部单行本《雨》和《笠山农场》。钟理和的儿子钟铁民后来饱含感情地回忆说：“透过‘联副’，我发觉几乎过着隐士般生活的父亲，原来还有那么多朋友和读者关心他。捧着那些文章，心中虽感到温暖安慰，却忍不住热泪盈眶”。

从这催人泪下的人间挚情里，可以感受到林海音是有怎么一颗博大而悲悯的母性胸襟。无怪乎黄春明要说：“她在文坛像一个慈母，她为写作者改稿子，写信鼓励他们，也常常约大家吃饭，充满母性的温暖，男编辑很难做到这一点。”男编辑充满雄性的温暖和饭菜大概更多是给女作者们留着的。

就以黄春明为例，他是受到林海音的鼓励才走上的写作之路，这早已传为佳话。提起往事，多少人仍十分感叹多亏当年有林海音慧眼识“黄”，否则今日文坛就少了一个黄春明。黄春明自己也诚恳地说，“林先生当初若不登载我的小说，以年轻人的个性，很可能从此弃笔。”

一九六一年十四岁在“联副”发表了处女作《儿歌》的林怀民，每次投稿是否被采用，都能收到林海音的亲笔回信，耐心地告诉他文章修改之处，或是退稿的原因。后来，林怀民颇有感触地说：“现在很少有主编会花心思对待一位投稿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