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下旬的大学城像一座被按了静音的城市。
操场上没有人。
食堂里打饭的队伍保持着一米的距离。
口罩遮住了多半张脸——你只能看到眼睛——每一双眼睛都带着一种相同的、警觉的光。
宿舍楼下堆着一箱箱的消毒液,纸箱被潮气泡软了,边角塌下去一块。
走廊里弥漫着84消毒液的气味——刺鼻的,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喉咙。
有人说呼吸的时候那股味道会粘在舌头上,又苦又涩。
我坐在宿舍里。
电脑开着——网页上一个接一个的黑色数字在跳动:新增确诊、新增疑似、死亡人数。
杨刚躺在床上听歌——耳机线从耳朵里垂下来——正在打瞌睡。
上铺那位在看黄片——屏幕背对着我——声音关掉了——只有画面在一明一暗地闪烁。
荧光在宿舍的天花板上跳动着——蓝白色的——像一种无声的、没有意义的信号。
我关掉网页。拿起手机。
妈的号码。拨打。
嘟——嘟——嘟——嘟——嘟——
自动挂断。
再打。
关机。
我靠在椅背上。椅子往后翘了一下,差点翻了。我稳住——坐直——又按了一遍。
关机。
“打不通?"杨刚在床上翻了个身,耳机掉下来一个。
“关机。”
“可能开会。"杨刚说,"说不定在开会,手机调静音了。”
“……可能吧。”
我又拨了一遍。
还是关机。
我把手机放在桌上。
屏幕亮着——通话记录里一长串红色的未接标记。
我盯着那串红色看了一会儿——然后把手机翻过来——屏幕朝下——扣在桌上。
上铺那位翻了个身——床板吱了一声。他的电脑屏幕还在闪——画面一明一暗的。杨刚把耳机重新塞进耳朵——闭上了眼睛。
宿舍里安静下来。只有电脑主机的嗡嗡声——和窗外偶尔传来的鸟叫。有一只鸟在窗台上跳了两下——啄了啄玻璃——然后飞走了。
窗户外面传来救护车的声音——远远的——像是从城市另一个角落传过来的。持续了大约十几秒。消失了。
我打了剧团办公室的电话。
“喂——凤舞剧团——”
“郑叔,我严林。我妈今天去团里了吗?”
“张老师?没有啊——今天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