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抓了我一下。我按着他的手,他抓了我一下。我没躲。”
“那一针呢?□□和胰岛素。”
周红梅猛地抬头,眼睛睁得老大。
“什么针?我不知道什么针。”
林清看着她。她的表情不像是装的。
“你不是医生,药不是你打的?”
“我只会打胰岛素,有个老人有糖尿病,我帮他打过。但□□是什么?我没听说过。钱院长没说打针的事,他只让我们给他吃安眠药,磨成粉拌在稀饭里。他说那个就行,别吃太多,别让人查出来。”
林清的心沉了一下。
“钱院长让你给他吃安眠药?”
“他说这样他就不闹了。别的老人也不闹了。大家都安静了。”周红梅的眼泪又开始流,“我不是医生,我不知道那个药会吃死人。我真的不知道。”
“胰岛素呢?”
“我不知道什么胰岛素。真的不知道。我只给他吃过药粉,别的什么都没做过。”
林清看着她,看了很久。她不像在说谎。一个打了五年工、月薪两千八、住在潮湿地下室里、女儿在老家读书的女人,她没有能力编出这么缜密的故事。她只是一个被推在前面的、最底层的、可以随时被牺牲的工具。
“周红梅,你女儿多大了?”
“十三。”
“一个人在家?”
“跟她外婆。外婆七十二了,腿脚不好。”
林清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放在桌上。
“如果有律师来找你,打这个电话。”
周红梅拿起名片,看着上面的名字和号码。她抬起头,那张布满泪痕的脸上,有一种林清看不懂的表情——不是感激,不是恐惧,是一种很深的、很疲惫的茫然。
“林法医,我是不是要坐牢了?”
林清没有回答。他走出地下室,走进昏暗的楼道,走上地面。阳光刺眼,街上人来人往,没有人知道这栋楼的地底下住着一个什么样的女人,也不知道这个女人的手曾经在多少个深夜,落在多少个不能反抗的老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