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余波
林薇回到青溪镇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从汽车站到林家院子的路上,她经过刘德厚住的那条巷子。巷口站了三五个人,脑袋凑在一起说话,声音不大,但语速很快。她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但她看见了刘德厚家窗户里的灯——亮着,但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一丝光都不透。
以前那扇窗户从来不拉窗帘。
她没有停下来。
赵桂兰今天破天荒地做了晚饭。灶房里摆着一碗红烧肉,一盘炒青菜,一碗蛋花汤。红烧肉的酱油放多了,黑乎乎的,但肉块不小。
“回来了?”赵桂兰从灶房探出头,语气不冷不热,但比平时少了几分阴阳怪气,“吃饭。”
林薇把书包放在椅子上,坐下来,端起饭碗。
“赵婶,今天家里来人了?”
赵桂兰在她对面坐下,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自己碗里,没有看林薇。
“下午来了两个人,说是镇上的。问你住哪间屋,问你平时跟谁来往,问你在学校教得怎么样。”赵桂兰把那块红烧肉塞进嘴里,嚼了几下,“我说你一天到晚不在家,我也不知道你干什么。”
林薇夹了一筷子青菜。赵桂兰在撒谎。她一定说了什么,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镇上的人在打听她。刘德厚被停职的消息传得比风还快,镇上的人开始重新打量这个她这个养女了。
“他们问完就走了?”
“走了。走的时候还说,让我别告诉你。”赵桂兰哼了一声,“不告诉你有啥用?你不迟早要知道。”
林薇没有接话,把碗里的饭扒完,站起来,拿起书包回了柴房。
点起煤油灯,她把今天公开课上陈老师说的话写在了备课本上——“追问的能力不是一天两天能练出来的,慢慢来。”方国良说她不会追问,陈老师说她可以慢慢学。两个人说的都是实话,但一个是批评,一个是鼓励。
方国良明年退休。今天他在点评的时候说到“我教了三十年书”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种东西,不是伤感,更像是一种“快到头了”的平静。他在退休之前要把能做的事做完,包括把一个代课教师推上全县公开课的讲台,包括请省教研员来听课,包括在她面前说“比上一次有进步”。
她翻到新的一页,开始整理今天课堂上学生说的那三个答案——“没想到”、“怕丢人”、“当时没觉得”。方国良说这三个不是一回事,她要把它们理清楚。“没想到”是认知的问题,学生缺的是生活经验。“怕丢人”是情感的问题,父子之间的尊严博弈。“当时没觉得”是时间的问题,只有回头看才能理解。三种答案对应三种追问方式——“你从课文哪里看出来他没想到?”“如果你是朱自清,你会不会觉得丢人?”“你生活中有没有‘当时没觉得,后来才明白’的事?”
她把这三个追问写在教案的旁边,画了三条线,指向同一个终点:课堂不是老师给出答案,是老师带着学生自己走到答案那里。
写完了,她放下笔,靠在椅背上。柴房外面有人敲门。不是院门,是柴房的门。
林薇站起来,拉开门闩。门口站着王淑芬,手里拿着一封信。
“林老师,今天下午收到的,寄到学校的。你的名字,但我看你没在办公室,就给你带来了。”
林薇接过信,看了一眼信封上的寄件人——省教育出版社《中学生之友》编辑部。刘敏。
她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薄薄的信纸,只有两行字:“样章改得很好。出版合同已寄出。收到后签字寄回。稿费千字四元。刘敏”
千字四元。比上次多了每千字一块。不是因为稿费标准涨了,是刘敏在告诉她:你写得比上次好。
王淑芬站在门口,没有要走的意思。她看着林薇把信折好塞进口袋里,犹豫了一下,开口了。
“刘德厚的事,你听说了?”
“听说了。”
“大字报不是我贴的。”王淑芬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说得清楚,“我也没跟任何人说过那封举报信的事。”
林薇看着她。王淑芬的目光没有躲闪。
“我知道不是你。”
王淑芬点了点头,转身走了。她走出院子的时候,步子比平时快,像是在赶一件什么事。
林薇关上门,重新坐下来。
那封出版合同还没到,但刘敏说“已寄出”。按照邮路的速度,三到五天内应该能到。千字四元,如果写一本十万字的教辅,就是四百元。在1982年,四百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但钱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出版”这两个字,写在转正申请表上,比任何推荐信都管用。
她把煤油灯调小了一些,趴在桌上,闭上眼睛。
接下来的几天,青溪镇出奇地安静。
刘德厚没有出现在镇上。他的课被别的老师代了,他的办公室门锁着,他的信箱里塞满了没人取走的报纸。有人说他去县里接受调查了,有人说他病了,有人说他正在写申诉材料。说什么的都有,但没有人知道真相。
林薇每天照常上课、备课、改作业。她给学生们留了一篇作文,题目是《当时不知道,后来才明白》。交上来的作文里,有一篇让她看了很久。
是张志远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