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七抱着木匣,走出了京城。天色将明未明,东方的天际浮起一线鱼肚白,淡淡的,像有人在天空上划了一道浅浅的痕迹。城门口已经有人在排队了——挑担的货郎,赶车的商贩,背着包袱的旅人——一个个睡眼惺忪,打着哈欠,等着城门开启。冯七混在人群里,没有人看他,没有人问他。他就这样轻轻松松地出了城,和进来时一样轻松,轻松得像一场梦。
他走在南下的官道上,脚步比来时轻快了许多。包袱还在背上,木匣抱在怀里。两样东西加在一起,比来时更沉了,但他觉得轻了——不是身体轻了,是心轻了。赵珩没有骗他。赵珩说要给他留一样东西,就真的留了。那些日记,那些字,那些一笔一划写下的、工工整整的、带着温度的字,是赵珩留给他的最后的东西,也是最好的东西。
路两边的杨树还是那样高,枝叶交织在一起,把天空遮得严严实实。阳光从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投下斑斑点点的光斑。冯七走在那些光斑中间,步子不快不慢,像来的时候一样。但来的时候他不知道前面等着他的是什么,心里全是恐惧和不确定。现在他知道了,心里反而平静了。
走到徐州地界的时候,他在路边的一家茶棚里歇脚。茶棚很小,只有两张桌子、几条板凳,用几根竹竿支着顶棚,顶上盖着稻草,风吹过的时候沙沙地响。茶棚的主人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妇人,满脸皱纹,双手粗糙,但眼神很亮。她给冯七倒了一碗茶,茶是粗茶,颜色深得像酱油,入口苦涩,但回味有一丝甘甜。冯七端着碗,慢慢地喝着。
“客官从哪儿来?”老妇人问。
“从京城来。”
“去哪儿?”
“回南京。”
老妇人点了点头,没有再多问。她坐在另一张桌子旁边,手里拿着一把蒲扇,一下一下地扇着,蒲扇摇出的风很轻,轻得几乎感觉不到。冯七喝完茶,把碗放下,从包袱里摸出几文钱,放在桌上。老妇人看了一眼,没有收,把钱推了回去。
“这碗茶,不收钱。”
“为什么?”
老妇人没有回答,只是看着他,浑浊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动,像是一颗石子投入深潭,涟漪一圈一圈地荡开。
“你长得像一个人。”她说。
“谁?”
“我儿子。”老妇人的声音低了下去,低得像是在自言自语,“他跟你一般大,也是瘦瘦的,高高的,不爱说话。三年前被抓去当兵了,再也没回来。”
冯七站在那里,手里攥着那几文钱,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想说“你儿子会回来的”,但这话太假了,假得连他自己都不信。三年前被抓去当兵,音信全无,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头,意味着什么,他们心里都清楚。
他把钱收回包袱里,给老妇人鞠了一躬。
“您保重。”
老妇人点了点头,继续扇她的蒲扇。蒲扇摇出的风很轻,轻得几乎感觉不到,但冯七觉得那风吹在了他脸上,凉丝丝的,像一种无声的祝福。
洪武七年八月,冯七回到了南京。
他站在城门口,看着那三个字——“应天府”,忽然觉得鼻子有些酸。离开的时候是七月,回来的时候是八月。一个月的时间,他走了一千多里路,从南京到京城,从京城回南京,带回来一个木匣,一把钥匙,和满腹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他跨进城门,走过熟悉的街道,走过秦淮河,走过夫子庙,走到江宁织造署的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