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箱换了一个更大的。不是因为原来的装不下,而是因为原来的那个已经满了,满到盖子合不上。沈棠在超市买了一个装电视的纸箱,搬回排练室的时候,季雨以为她买了台电视。“不是电视,是箱子。”“你买这么大一个箱子干嘛?”“因为以后还会有更多信。”
季雨看着那个巨大的纸箱,沉默了几秒。“你倒是挺乐观的。”“不是乐观,是算术。上一周我们收到了二十三封信。按这个速度,三个月后原来的箱子就装不下了。”“你算了?”“嗯。”
季雨看着她,忽然笑了。“你在算我们什么时候装不下信?”沈棠没有笑。“我在算我们什么时候需要换更大的箱子。”
季雨笑不出来了。因为她意识到沈棠说的是真的——信真的在变多。不是爆炸式的增长,而是像春天的草,悄悄地、一茬一茬地往外冒。今天一封,明天两封,后天又一封。不多,但从来没断过。
林栖在拆信的时候发现了一个规律——大部分信是在深夜写的。不是因为她在深夜拆信,而是因为信纸上那些被水渍晕开的痕迹,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那些写到一半忽然断掉的句子,都像是一个人坐在深夜的台灯下,对着空白的纸,不知道该说什么,但觉得应该说点什么。
有一封信是一个高中生写的,字迹潦草,像在赶时间:“我每天晚上十点半下晚自习,骑车回家要二十分钟。我骑车的时候听你们的歌。那条路很黑,没有路灯,以前我很害怕,现在不害怕了。因为你们的歌比那条路更黑,但黑里面有东西。”
季雨念到这里停了一下。“黑里面有东西——什么意思?”“不知道。”沈棠说,“但我知道她在说什么。”
“说什么?”
“黑暗不是空的。黑暗里也有东西。只是平时看不到。”
“我们的歌里有什么?”
“有人。”
季雨把那封信折好放回纸箱。
有一封信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写的,字迹工整,像打印出来的:“我结婚八年了。我老公不知道我在听你们的歌。他喜欢听流行歌,说你们的歌太吵了。但我觉得不吵,我觉得那是有人在喊。我很久没有喊过了。听完你们的歌之后,我想喊。”
小也听完这封信之后说了一句:“那就喊啊。”
“她不能喊。”沈棠说。“为什么?”“因为她结婚了。”
小也看着沈棠,想问她“结婚了就不能喊吗”,但看到沈棠的表情,她把话咽了回去。她不太懂,但她觉得沈棠说的是对的。
有一封信是一个老人写的,字迹颤抖,像手在发抖:“我今年七十三岁。我老伴去年走了。我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儿女在国外,一年回来一次。你们的CD是我孙女寄给我的,她说奶奶你听这个,这个乐队叫残鸟。我听了。我不懂什么是摇滚,什么是独立音乐。但我听得出来,唱歌的那个女孩很痛。我也痛。痛是一样的,不分年龄。”
林栖读完这封信的时候,手指在信纸上停了一下。七十三岁。她不知道那个老人的名字,不知道她住在哪个城市,不知道她长什么样。但她知道一件事——那个老人很痛。她也是。只是她今年十九岁,老人七十三岁。她们的痛隔了五十四年,但痛是一样的。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你是不是“正常”。
她把信折好放回纸箱。纸箱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台电视。但它装的是比电视更重的东西。
演出还在继续。四场演出的第一场在一个叫“黑洞”的Livehouse。黑洞比群夜大一点,比野火小一点,能装一百人左右。当天来了大概七八十人,不算多,但也不空。
沈棠在台上唱《我还活着》的时候,台下有一个人举着手机,开着闪光灯,跟着节奏一下一下地晃。那光很小,但在黑暗的台下像一颗星星。然后是第二个人,第三个人,第四个人——越来越多的闪光灯亮起来,像一片小小的星空。
林栖弹着贝斯,看着那一片星星。她想,那些人不是在录视频,他们是在回应——你说你还活着,我也活着。你看,我的灯还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