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昨天已经看过了。
沈长风本以为是无足轻重的小事。一个十八线演员的背景调查,无非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履历:家境普通,科班出身,在某部戏里搭上某个能说得上话的人。他在这个位置上见过太多,每个人的档案翻开来都差不多,换几个名字和日期而已。
他重新翻开第一页。
林清竹,二十六岁,无父无母。四岁送入市福利院,七岁被一对夫妇领养。十岁那年,养父母离异,又被送回福利院。调查人员用的是“送回”。他知道那个词底下的东西。一个孩子,被选中过,又被退回过。
他翻过这一页。
成绩单很整齐。十二岁到十八岁,每一学期都在前三。十八岁考入京都电影学院表演系,学费靠助学贷款。同学的评价附在后面,寥寥几行:安静,不太参加聚会,课余时间都在打工。打工记录零零碎碎——快餐店收银,商场促销,剧组群演。群演那段被调查人员标了“频繁”,一周三四次,有时整个周末都耗在片场。很多人做过几次就不做了——来钱慢,耗时间,站一整天。
然后是那三次拒绝潜规则的记录。毕业第二年,副导演暗示她陪制片人吃饭,她没去。后来是一个广告商,拒绝了,代言没了。最后是张海。报告里附了酒店走廊的监控截图——张海试图强搂,她一杯酒泼上去,转身离开。脊背挺直,没有跑。
沈长风合上报告。
他摘下眼镜,仰靠在椅背上。
他想起昨天早餐桌上的事。沈母转述了林清竹那句话——“如果星星不是沈家的大小姐,我那天还是会穿过那条马路。和她是谁没有关系。”
这份报告翻来翻去,找不到任何能被称为“把柄”的东西。一个不习惯向任何人伸手的人。
他试图用自己习惯的方式去理解这件事。每个人做事都有对价。她不要钱,可能是嫌少。她不要资源,可能是想要更大的。
门外传来脚步声。很轻,是陈伯。
“先生。”陈伯站在门口,手里端着茶盘。青瓷杯里泡着龙井,“夫人让我送来的。她说你书房里的灯亮了一整夜。”
沈长风重新戴上眼镜。“让她费心了。”
陈伯把茶盘放在书桌角上,摆好杯托,杯柄朝向沈长风习惯的方向。他直起身,目光扫过桌上摊开的报告。
“先生还在想林小姐的事?”
沈长风没有回答。他看着那杯龙井,茶叶已经完全沉到杯底了。
“陈伯,”他忽然开口,“你觉得她为什么留下来?”
陈伯沉默了一会儿。
“先生,我跟着您父亲四十多年。见过很多人,看清过一些人。有些人来沈家,进门第一件事是四处打量,评估这栋房子值多少钱。有些人坐下不到三句就开始铺垫。林小姐来沈家这几天,做的最多的事是陪大小姐。”
他顿了顿。
“昨天大小姐在秋千上笑了一下,我看到了。大小姐三年没有笑过。后来林小姐把秋千上的青苔擦干净了。推完秋千她就回了客房。傍晚我路过花园,秋千上铺着一条干毛巾。”
沈长风没有说话。
“我猜她是怕大小姐下次想荡的时候沾到湿气。”陈伯端起茶盘,往门口走了两步,又停下来。
“先生,我认为哪怕她目的不纯,能好好陪着小姐也是好的。”
陈伯微微欠身,退出了书房。门轻轻带上。
书房重新陷入安静。沈长风坐在那儿,看着那杯龙井。水面纹丝不动。
他拿起那张证件照。照片里的林清竹大概二十出头,素颜,头发随便扎着,眼神平静地看着镜头。不笑,也不刻意不笑。对镜头既不抗拒也不迎合,像只是刚好坐在那里,刚好被拍了下来。
他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是空白的。又翻回去。
然后他把照片放回档案袋里。档案袋放进了抽屉。放进去,推进去,抽屉合上时发出轻微的一声响。
下午,林清竹接到了周导助理的电话。对方语气客气,说收到了她的资料,后天下午在影视城有一个试镜,问她是否有时间参加。标准话术,公事公办。林清竹很清楚,她的资料如果没有人递进去,根本到不了这个助理手里。
她没有多问。只说了两个字:“谢谢。”
挂了电话。沈星若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床边挪到了茶几旁,正用蜡笔画画。画上是两个小人,一个高一个矮。高的穿红裙子,矮的抱小熊。这次在两个小人旁边多了一架秋千——秋千上没有小人,只有一个歪歪扭扭的、像月亮一样的弧形。
林清竹看了一眼那架蜡笔秋千,拿起手机,给沈母发了一条消息。
“沈阿姨,试镜通知收到了。谢谢您。”
沈母几乎是秒回:“不用谢我。我说了,只是帮你把门打开。后面怎么走,你说了算。”
林清竹看着屏幕。她没有回复——不太确定该用哪句话表达此刻的思绪。她把手机放在茶几上。沈星若还趴在桌上画画,蜡笔在纸上摩擦出沙沙的声响。她抬头看了林清竹一眼,又低下头继续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