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某公墓,1991年12月,小雪。
一块灰色花岗岩的墓碑,上面刻着马格雷恩,依旧不是他的真名。来送葬的人大约三十个,律师协会的同事,几个长期客户,政府代表,还有他的管家和秘书。
汉斯站在人群最外围,看起来依旧很年轻,他戴着墨镜,没有献花。
他一直叫他“马格雷恩”。后来叫他“律师”。
第一层皮
战后的马格雷恩是慕尼黑法律界的传奇,事务所就在马克西米利安大街上。
回到1946年,慕尼黑的去纳粹化法庭。
马格雷恩站在被告席,法官翻着他的档案:司法部注册律师。而他以前那些东西,早就化成灰了。法官敲下法槌,无罪,他被评级为“无责任者”,第二天,律师事务所就开业了。
他的客户名单很有趣,如果有人能看到完整版的话。表面上都是商业纠纷和普通官司,但偶尔会有一些特殊客户:一个前SS军官需要证明自己“只是执行命令”,一个战后改了名的企业家需要确保他在波兰的旧档案永远不会浮出水面。
马格雷恩从不拒绝这些客户,也从不问多余的问题。
有人问他:你怎么能替那些人辩护?
他说:“法律不问道德,法律只问证据。”
他从来不结婚,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太忙了。真正的原因是,一个拥有多重身份的人,无法拥有伴侣。
每隔几个月,他会去慕尼黑南郊一栋不起眼的房子来拜访汉斯,他们喝东西,聊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有时他会带一些小礼物,或者鹦鹉的零食,那是他唯一不需要伪装的几小时。
第二层皮
1943年春天,他从毛特豪森离开了,在汉斯的别墅里喝了最后一杯白兰地,说了那句“先填饱肚子,再谈道德”,留下了一张信箱的纸条。
回到柏林之后,他花了两年做一件事:把“马格雷恩”这个名字从所有危险的档案中剥离。盖世太保的人事记录,英国和美国联络人手里的通信记录,他用几次精心策划的“档案室失火”,把这些东西彻底抹掉。
到了1945年4月,那个杀过人,递过假情报,在毛特豪森待过的特工,在纸面上已经不存在了。逃亡路线:柏林→布拉格→维也纳→苏黎世→里斯本→慕尼黑,每到一个城市就换一套身份,像蛇蜕皮。
逃亡期间,他化名杰希斯·巴瑟莱尔·马格雷。在里斯本他待了三个月,间谍之都,到处都是和他一样的人,带假护照,用假名字。在这里每个人都撒谎,所以没人觉得这样有什么奇怪。
后来在里斯本,有人找上来了。
不是德国人,是一个英国联络人,他的脸马格雷恩见过,在战前的某份档案里。这个人本该死在1943年的华沙,至少档案上是这样写的。
很显然档案错了,或者档案是对的,而眼前这个人有别的打算。
他们坐在咖啡馆的角落里,各自要了一杯波特酒。对方比他高大,穿着厚外套,右手始终放在外套口袋里。坐的位置背对墙面,正对出口,是个老手。
他们聊天的时候,他把自己的酒杯往对方那推了推,同时手指在桌面上比划,解释着一个地名。他的另一只手,拇指顶开了戒指内侧一个微小的暗格,微量的粉末掉进对方酒杯里,落点精确在酒液和杯壁的交界处,没有溅起任何可疑的痕迹,整个动作用了不到一秒。
对方稍后喝了一口酒,没有察觉任何异味,波特酒本身就是甜的,味道很重。
他们谈了大约二十分钟,对方提出了一个条件,马格雷恩说他需要考虑。那个人点了点头,站起来,准备离开。
马格雷恩等他走到桌子旁边,用葡萄牙语叫了侍者,让他再来一杯酒,侍者转身去了吧台。
后来那个英国人向前踉跄了一步,然后非常安静地坐进了旁边的空椅子里,像一个喝多了的游客在打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