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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季高父亲的赎罪（第2页）

其实，父亲不会干农活，不仅不会干农活，农家生活的一切他都不会。后来听说的好些科学家不食人间烟火的逸事，在父亲身上，都演了不知多少次。后来我回父亲的老家，听老辈人讲，父亲当年很喜欢挽起裤腿跟长工们一起下田，但弄了一身的泥，什么都干不了；听妈妈讲，在怀我大哥的时候她想吃点酸的，让父亲上街去买醋，父亲拎着瓶子转了一大圈，硬是没买到，其实那是在镇江，中国的南方醋都，满大街都是卖醋的。

在农场的时候很难吃到大米，妈妈有一次好不容易弄了点大米，父亲自告奋勇要煮饭，发现米似乎放得多了一点，把碗里的米又倒了回去，结果倒进了装白面的袋子里。更神奇的是，这样的事父亲一连干了两次。关于做饭，他只会把米煮熟，其他的连面条都不会下。只要妈妈不在，他就只能把萝卜或者土豆煮熟了，蘸酱油吃。可见，他干农活，尤其是定量的农活，会干成什么样。但他一直在拼命地干，数九寒天，汗水每每湿透棉袄。回家的时候，冻得邦邦硬。后来，妈妈只好在他棉袄的背面，缝上一块羊皮。

我们家里的事儿，包括子女的教育，都是妈妈说了算。多数情况下，父亲连表示赞同的机会都没有。别人的家长在学期末都会查看孩子的成绩册，但我们家没这样的事。妈妈从来都想当然地认为，我的孩子学习不会有问题。既没有批评，也没有鼓励。我们寒暑假的作业从来没有大人来督促过，爱做不做。这都是妈妈的意思，但父亲对此十二分的赞同，妈妈不问我们的成绩，他也不问。所以，每到快开学那几天，都是我最紧张的时刻。天天赶做作业，累得半死。即便如此，耽误了妈妈交代的家务活，还是要挨骂。

说良心话，我上学的时候还是很乖的，学习也不错。比较起来，在全家五个子女之中，父亲最喜欢我。标志性事件有三个。第一个，在虎林的时候，我当时好像是5岁，父亲出差，我缠着不让走。父亲没辙儿，掏出两元钱塞给了我。我很高兴，哥哥们更高兴，那时候两元钱可以买好多好多好吃的。虽然上街买什么其实都是哥哥们说了算，但钱毕竟得从我这里拿，让我感觉很得意。但是我不知道，这钱给了我，父亲出差到外地就一分钱都花不了了。

第二件事，是他要教我学算盘。可能在他心目中，这点手艺足以安身立命了。可是，每次他拎出算盘，我就逃之夭夭，根本不给他一点机会。一个和孩子很少见面的父亲，好不容易抽出时间要教儿子算盘，这对他来说，其实相当不容易。可惜，我却无从体会他的苦心。当然，我不学，他也只好徒呼负负，无可奈何。当年的我，自我感觉是要做大事的。具体做什么大事，我也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跟算盘不会有一点关系。

第三件事，跟一次老师的家访有关。那年，我跳了一级，本该读三年级的下半学期，直接进入到四年级读下半学期。新的班主任老师是个男的，有口音，好像是河南人。那时，“文革”还没开始，但这个老师不知为何就是不喜欢我。记得好像是一次我们班出去劳动，给附近的生产队铲地。半截休息期间，我和一个同学发生了争执。其实这也不算什么大事，我年龄小，个子小，在班上受欺负很正常，争着争着，就打起来了。这时候老师过来了，明明看着是我吃亏，而且谁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并不怨我，可他却批评我。我当然不服，就跟他争了起来，他发脾气，我就甩手走人。然后他就一路跟着我回到家，兴师问罪。

那年月，我们那儿的规矩是，只要老师来找，家长不分青红皂白，就会把自家的孩子揍一顿。显然，我们的班主任也有这样充分的期待。没想到，很少在家的父亲恰好在家，大概是回家取什么东西。而经常在家的母亲，却没有在。父亲平静地听完老师的告状之后，居然慈爱地摸摸我的头，说了一句：“小鸣，怎么啦？”气得老师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走。

后来“文革”期间，我这个出身不错的班主任成了学校的红人，为了报这一箭之仇，他接二连三地发动同学批判我，重点就是要我交代怎样受反动家庭毒害的。交代不满意，下次再斗。一次，我到牛棚给父亲送东西，看守们闲着没事，拿我们这些犯人家属逗瞌睡。非叫我谈谈对父亲罪行的认识，我一声不响，双方较劲儿，整整憋了一下午。还好，他们居然没有揍我，却毫不犹豫地将我的反动态度反馈给了学校。而当时学校当家的，恰好是我的班主任，于是我就被学校开除了。直到一年以后，这位班主任老师被人查出，当年反右的时候，他被划为中右，也垮了台，我才重回学校读书。

那时候，有个大人跟我说，你跟你爸爸太不一样了。你爸爸人家怎么整他、打他、折磨他，他都一声不吭，全然顺从。可是你，却总是反抗，哪怕被人打得头破血流，也要跟人对打。

父亲在他所在的农场，是挨整最厉害的人。在牛棚是挨打，差点被打死。后来下放劳改，从汽车上摔到水泥晒场上，口鼻流血，昏迷不醒。没有人管，妈妈拖着他拦了一辆顺道的汽车送到医院，才算是从阎王爷那里又转回来了。但他对整他的组织，真的一丁点怨气也没有。他坚持认为，自己是个做过反动军官的人，在新社会是个罪人。无论人家怎么整他，都是应该的。他一直都相信组织，相信群众，一次又一次地交代自己的所有问题。不仅交代自己的问题，连自己妹妹小时候上庙里烧香扶乩，做扶乩童子的事也说了出来，害得我姑姑被所在单位整，非说她是一贯道。

“文革”后期，我无意中看了他写给我三伯父（也被划为右派）的一封信。他在信里说，我们现在是在做狗，但我们要争取做成人。其实，他不知道，在那个社会格局中，他一辈子也都变不了人。漫说他，一个有钱人家的少爷，一个国民党军官，就算是他的儿子我，也是一个样，只能做狗，不，狗崽子。“文革”前，就算是父亲很受重用的年月，学习成绩很好的大姐也不能考大学，只好选择上了中师。

“文革”结束后，牛棚的看守和打手被作为替罪羊，当所谓的三种人来整。上面要父亲检举都是谁打了他。父亲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话，我都忘了，记不得。他非常清楚当年主导整人的都是哪个，前面打人的都干了些什么，但他一个都不打算追究，也没有追究的兴趣。我从来没见过他这辈子埋怨、抱怨过任何人。整他、打他的，他不追究；帮了人家，人家反过来抱怨他、骂他，也无所谓，他甚至连申辩都懒得说一句。活儿再忙、再累，只要有一点空隙，哪怕5分钟，他倒下就可以睡得着。我真的不知道，他的心能有多大。

妈妈晚年老是说，这个家如果没有我，你们几个都长不大。凭你爸爸，根本养不活你们。别的不讲了，每个月的工资，开了之后马上就会被借走。因为你爸爸是个滥好人，不管谁来跟他诉苦，他都会感动得一塌糊涂，然后就把钱借给人家。的确，小时候我亲眼所见，有人来借钱，当时妈妈不在家，爸爸刚好发了工资，就都借给人家了。回来妈妈问他借给谁了，他想了半晌，说不认识。从那以后，妈妈到父亲的单位，强调了一项纪律：以后开资，由妈妈来领。

退休之后，父亲一直在编写场史。那一阵儿，全国各个县，各个单位，都在做这个事情。编完场史之后，他又去编写黑龙江国营农场志。写完初稿，他带着稿子去佳木斯，半道整个包被偷走。当时没有电脑，所有的稿子都是手写的。搁在别人身上，上百万字的稿子丢了，死的心都有。他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回来重新开始。这本很厚的书，最后出版了。主编是农场总局的宣传部部长，父亲是副主编。在我的记忆中，这是父亲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铅印的出版物上。虽然妈妈告诉我，其实你爸爸以前也投过好些的稿，发表了不少。但问妈妈发表在哪里？妈妈说不清。问父亲，父亲笑笑，一言不发。

那些年，黑龙江农场效益不好，一年一年的不发工资。只有离休人员才能按时给钱，别的退休人员只能发点粮食和油，让你活着。当时，所谓离休和退休的标准是这样的，在1949年10月1日之前参加工作的，算离休；之后参加工作的，算退休。妈妈说，你从俘虏营出来被批准参加工作，是在这个杠杠之前，你应该算离休，去找他们。父亲摇了摇头说，我是俘虏。俘虏，哪里会有离休的资格。

当然，父母亲当时没有生活之忧，毕竟他们还有几个在外面工作的儿子。但是我知道，即使没有儿子的接济，父亲也不会去要求离休待遇。他的内心里，依旧认为自己是新中国的罪人，反动军官。人家把他抗战那段抹掉了，他自己也抹掉了。尽管他作为军人参与内战，只是前一段投身抗战的自然延续。但是，他却在内心里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反动军官，永远也赎不完罪的反动军官。

农场志写完之后，父亲不知怎么迷上了中医按摩。《黄帝内经》和《针灸甲乙经》这类的中医经典被他翻烂了。他一辈子对我唯一的请求，就是给他买一套中医经典，我尽我之所能，能搜罗到的都买给他了。自学中医按摩，感觉学出了一点名堂之后，父亲就开始帮人按摩。一来二去，竟然有了点名声。周围十里八乡的人，都来找他。他从不收费，一按摩，短则一小时，长则数小时。后来，我按他教我的方式，给周围人试过手，才知道按摩一小时要付出多大的辛劳。来找他的人，有认识的，更多的素不相识。他也不问来者何人，略问一下病状，上手就按。完事就让人离开，连感谢都懒得听。有些人这回有病来看，下次还来，不仅自己来，还拉着亲戚来，连句好听的话都不说。但也有些人会偷偷地搁下一只鸡、一瓶酒、一小袋的米。事后发现了，父亲也不知道是谁搁下的，自然没法子退，也就算了。

再后来，父母亲岁数都大了，我们将他们接到北京。走的时候，送行的人满坑满谷，到处都是人。绝大多数我不认识，父亲也不认识。他们都说，受过父亲的惠，有几个老人还说他们腰椎间盘突出的顽疾，都被父亲医好了。我当时根本不信，姑妄听之而已。

晚年的最后岁月，父母亲过得都不太顺。先后都摔断了腿，接上之后，行动也不大方便。父亲的状况好一点，也是一瘸一瘸的。但只要感觉好一点，就要求我们给他打个广告，免费按摩。我说，在北京不比乡下，什么人都有，如果有个差池，人家缠上你打官司，受不了的。父亲没办法，只好把他的本事都用在了母亲身上，成天给妈妈按摩。

母亲也是遭了一辈子罪的人，浑身都是病。90岁时摔断了腿，状况更差。后来能又多活了好几年，多亏了父亲。最后岁月的母亲神智有点不清醒，只要身体不舒服，就叫起父亲给她按摩。别人谁也替代不了，父亲经常白天黑夜都得不到休息。

等到母亲去了，父亲的身体也垮了。但尽管如此，母亲死后，他还是央求我们能不能让他给周围人按摩，哪怕就是我们的熟人都行。得到我们决然的回答之后，他就开始写书，把他按摩的经验都写在了一本十多万字的书里，让我找地方出版。父亲的这个心愿，我当然没有理由拒绝。但是书出版后不久，父亲就被查出了胃癌晚期。没有挺多长时间，就故去了。临终的时候，他跟我说，你妈叫我去了，再晚了，下辈子就做不成夫妻了。

晚年的父亲，也知道他的儿子写了好些东西。他在看中医书，给母亲按摩之余，会把我在报上发的“豆腐块”文章，一个一个地剪下来，收集起来。后来文章太多了，根本收不过来，他也照样剪。但他好像并不太明白我说的一些道理，我也想过跟他聊聊，谈谈心，但因为忙，一直到他去世，都没有像样地谈过。

我知道，直到死，父亲心里的“罪”，也并没有赎完。像父亲这样的人，无论他的儿子怎么说，他都解不开自己的结，自己的那个反动军官的结。其实，像我父亲这样的人，仅仅因为国破家亡，才成了国军的一员。有谁知道，这个抉择最后却让他进了反动阵营。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些人在进入一个新世界之后，很快就接受了新世界对历史的所有解释。别的人无论怎么重说历史，包括他的亲儿子，实际上都无济于事。唯一能解开他们这个结的，是政府。政府哪怕不承认他们抗战的功劳，仅仅说一句，你的罪已经赎完了，都多少是一种人道的宽慰。可是，连这样的话都没有。

在“文革”后期，我曾经问过父亲，你这辈子做过什么亏心的事吗？父亲想了一下说，有。那是我刚当兵的时候，在连里做文书，司务长想卷款逃跑。我恰好有事找他，结果惊动了上司，派人把他抓了回来，枪毙了。除此之外，就是走错了路，一辈子都赎不回来，连累你们也跟着受苦。

父亲已经故去一年多了，他至死还背负的包袱，还压在我的身上。这个包袱，不是他一直在乎的“罪”，而是他对这个所谓“罪”的在乎。这些年来，我见过了好些台湾地区的学者和名流，他们几乎都是去台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后代。我们和他们有这样相似的出身，却有着截然相反的境遇和心境。过去这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有着这么多的人，国共都握手言和了，他们却依然在意识形态的漩涡里挣扎。不是他们想挣扎，而是旋涡还在，他们出不来。很多人，在那边的时候，其实对意识形态完全没有感觉。落到这边之后，却在后来的政治旋涡中，身心都中箭受伤。自打抗战投军之后，父亲再也没有回过家乡。多少次问他，他都说不忙。到后来岁数大了，行动不便，也就算了。每次我去上虞，拍些照片拿回来给他看，他都看了又看。但对叶落归根这件事，却从不表态。我知道，尽管含垢忍辱大半辈子了，其实他的自尊心极强。他不愿意这个样子去见祖坟，见家乡的父老。只好，做一辈子的游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