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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府刺客与宦官（第4页）

人人都想入朝做官，可是做朝臣其实是非常辛苦的，天不亮就要上朝，算上起床、出门、赶路的时间，往往半夜就要起来准备。

《明皇杂录》中说：“五鼓初起，列火满门，将欲趋朝，轩盖如市。”

不过是五更时候，宫门前的街道已如集市般热闹，赶来上朝的大臣们的车马相继。逢到刮风下雨，只有宰相可以在光宅车坊躲避，而普通官员只能在望仙门、建福门外立马等候。

直到宪宗元和初年，才为上朝的官员特设了一个遮风避雨等候上朝的处所，叫作待漏院。

武元衡，正是宪宗朝的宰相，最早享受待漏院殊遇的人。他和蜀中名妓薛涛也是有过交情的，传说中为薛涛请封“校书令”的官员有两个版本，一个说法是韦皋，另一个就是武元衡。

史称武元衡工五言诗，“好事者传之，往往被于管弦”，是个文武双全的宰相。

就在事发前夜，武元衡还写过一首《夏夜作》：

夜久喧暂息，池台唯月明。

无因驻清景，日出事还生。

这真是不详之谶。

仿佛有预感一般，武元衡分明在刺杀前夕已经坐立不安，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豫，似乎料定日出之后会有大事发生，以至于徘徊桐槛，望月兴叹。

元和十年（815）六月初三凌晨，武元衡一大早骑马去上朝。

他早，刺客更早，早已埋伏在他上朝的必经之路。因此武元衡刚出家门不远，便听一声“灭烛”令下，先是有神箭手射灭了仪队的灯笼，接着几个刺客扑上前来，将侍从或杀或打散，抓走武元衡，还割了他的头。

与此同时，宰相裴度也在上朝路上遇刺，而且连中三剑，不过都是小伤。其中一剑是劈向脑袋的，可是因为裴度戴的扬州毡帽的帽沿太长，竟然只割伤了帽子，保住了脑袋，受了点轻伤后逃脱了。

后来，裴度的帽子就火了，大臣们人手一顶，据说可以保命。

这件事震惊了朝野内外，在所有人还没有从震惊中缓过神来时，聪明人白居易因为脑子快，反应也快，第一个跳出来振臂高呼：严惩凶手，为武相报仇！

白居易在私和武元衡是诗友，在公是同僚，按说奏表要求速办凶手洗雪宰相被当街刺杀的耻辱，这话说得一点错都没有。

可是言官们自己反应慢，就对白居易的激进不满，硬是派了他一个“东宫官员不当先于谏官言事”的罪名，奏议朝廷，竟将白居易贬到了九江，这才有了“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后话。

历位大诗人被贬的罪名中，白居易这一条算是最冤枉的了，简直莫明其妙。

虽然此前也多有文臣因为奏议逆耳被皇上贬谪的，可是白居易没有说错什么话，只是说话快了点，居然也会被贬，这就实在有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但是稍微对当时朝臣的态度做些调查，我们就可以理解宪宗的做法了。

“六三惨案”发生后，朝廷下令搜捕凶手，迅速锁定目标嫌疑人：淮西吴元济、成德王承宗、淄青李师道。

目标有了，可是来头太大，惹不起。于是主和派的大臣们上表宪宗，求罢裴度之官，“以安二镇之心”。

这真是狗屁逻辑。人家挑衅了你，你打算还击一下，结果人家干脆把你派去的使者杀了。一个当街死掉，身首异处，白死了；另一个没死掉的，竟要你自己出手替他办利索了，这算是哪门子怀柔？

好在宪宗不糊涂，反而被这番狗屁理论气清醒了：这帮子怕事的大臣，算是朕的臣子还是节度使的臣子啊？怎么能帮着藩镇让朕做事呢？

宪宗当然不会听从议和派的意见罢了裴度的官，可是为了安抚他们的情绪，却不妨让白居易去江州吃点苦头，算是给了言官们一个面子。

这大概就是白居易被贬的真相了。

唐宪宗非常沉稳地暂不表态，待事情稍作缓和，裴度的伤也养得差不多了，却忽然一道诏令，升任裴度为宰相兼彰义节度使，于元和十二年（817）七月，讨伐淮西。

九月，李愬率先领军攻破蔡州，大败淮西军。吴元济束手就擒。李师道惶惧之下，内部矛盾激化，遂为部下所杀（这时候我们就该为张籍的明断庆幸了），淮西、淄、青、江州等地先后平定。

而这次讨逆大军的行军司马，就是大名鼎鼎的一代文宗韩愈。

再顺便说下，武元衡的儿子武翊黄虽然没有老爹的名气大，但是在唐朝历史上也是响当当的人物，曾经乡试、殿试、会试“连中三元”，因此人送大号“武三头”。

我们下回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