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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梁维新（第2页）

结果，进京参加会试的18省举人，都被鼓动起来。康有为大受鼓舞，立即用了一天两夜的时间，赶写了14000字的“上皇帝书”，史称“公车上书”，慷慨激昂地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三项建议，在文章中签名的举人就有1300余人。

后来举人们在松筠庵集会，讨论和通过上书的内容，到会的举人有数百人。在京城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可以说，这是中国后来学生运动的先导。

主和派见到这种情况，马上感到情况不妙，就派人到各省会馆，恐吓举人，要他们撤销签名。胆小之人在威逼下妥协了，然最后仍有603人不愿屈服，继续保留签名。

当时朝廷规定：上呈皇帝的文书，不能直达，必须经都察院转呈皇上，但等到四月初十，上书送至都察院时，《马关条约》已提前两天，初八就在烟台换文了。

都察院的官员就推说签约已成，无法挽回，拒绝代收这份“公车上书”。

上书失败之后，康有为、梁启超便把维新思想转向民间宣传，为提高广大民众对时局的认识，他们两人就在上海撰写了《公车上书记》这本小册子。

这次上书，还是由都察院代转，最终顺利到达了光绪帝的手中。

光绪和恭亲王奕訢看了之后，十分欣赏，下令誊抄四份，一份呈慈禧太后，一份交军机处转发各省，一份存乾清宫，一份存勤政殿，以备展阅。

四

1896年8月9日，梁启超、汪康年和黄遵宪在上海办《时务报》，这是维新运动时期著名的维新派报纸，也是中国人办的第一份报纸。其中，梁启超是主笔，汪康年任总经理。

梁启超在戊戌时期的重要文章《变法通论》《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均发表于此报。梁启超为《时务报》撰写的政论，痛陈爱国救亡、呼吁变法维新，言论新颖，在爱国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开明官僚中引起强烈反响，“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到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其他维新人士也纷纷撰稿，揭示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倡言变法，抨击顽固守旧势力，因此报纸颇受读者欢迎，数月间行销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

《时务报》连载《变法通论》，猛烈抨击封建顽固派的因循保守。由于议论新颖，文字通俗，数月之内，销行万余份，对推动维新运动起了很大作用。

《时务报》发行一年后，发行量从创刊时的3000多份增加到1。2万份，最高达1。7万份，成为维新派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机关报。

翌年，梁启超去湖南，仍遥领该刊。由于张之洞横加干预，汪康年总理管起主笔，汪梁之间矛盾激化，他愤然辞职，自第55期后再无梁文，排式也与前不同。

五

1898年7月3日，在梁启超身上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对于梁氏家族来说，这次是他最接近光宗耀祖的一次，可惜当时他祖父已过世——

这一天，光绪皇帝召见了梁启超。按清代惯例，举人得到皇帝召见，至少能成为内阁中书。

遗憾的是，他不谙官话，在这次会面中，把“孝”字说成“好”，把“高”说成“古”，弄得皇帝目瞪口呆。

光绪皇帝大为扫兴，因此只赏了他一个小小的六品衔。而康有为与光绪几小时的长谈，就大受嘉赏。

从这以后，康有为多少受到这次召见的鼓舞，一直以君王师自居。这为后来康梁思想上的分歧，埋下了重重的伏笔。

维新变法，提出的各种新政，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包括废除八股、取消旗人特权、改革官制、裁掉各种无用衙门、允许平民上书等等，每一项改革，都将冲击甚至剥夺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加上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动摇了传统学者和广大士绅的思想基础，因此，变法受到巨大阻挠，最终以失败告终。

另外，维新党虽改名改革派，却因言论过激，用革命手段改革，得罪了很多温和派。甚至康有为还书生意气的喊道“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

变法失败，政局紧张，朝廷大肆捉拿维新党人。谭嗣同劝梁启超外逃，伊藤博文也要求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想方设法营救他，并说：“救他吧！让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

在这种时局下，梁启超剪掉辫子，穿上西服，东逃日本，一去14年。他还给自己取了个日本名字——吉田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