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生素和现代公共卫生体系诞生之前,“刀剑杀人、细菌灭师”,“大兵之后,必有大疫”几乎是铁一般的法则。
战争中士兵的大多数死亡都是由各种传染病造成的,因疾病而死亡的人数远远、远远超过因战斗死亡的人数。
然而,这样悲惨的现实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发生了转折。
在一战中,战斗死亡人数首次超过疾病死亡人数,但这个“超过”并非因为疾病消失了,而是因为战斗变得空前致命——工业化的机枪、大炮、毒气等武器的诞生,让人类在屠杀同类这件事上一下子就变得高效了起来。
而与此同时,军队的卫生也终于有了那么点进步:士兵开始普及疫苗接种,营地的卫生条件有所改善,医疗体系也日趋专业化。
到了二战时期,因疾病死亡的比例进一步下降。
但真正的突破,是1945年前后抗生素与疫苗带来的——传染病终于遇到了它的克星,对军队的肆虐被大幅削弱。
在人类漫长的战争历史中,病菌略略施展它无形的大手,往往便能决定胜败走向。
如今的秦国,正处在这个“疾病死亡率远高于战斗死亡率”的古代阶段。
因此,赵乐秦其实是领着一些聪明脑袋,做到了一件直到20世纪初才被人类真正完成的事——用卫生知识战胜战场上的“隐形杀手”。
《营地卫生条例》和战场急救体系针对的是目前军队70%以上的死因,里面任何能够降低传染病死亡率的措施,在这样的时代效果都会被空前放大。
行军病亡率下降,意味着同样人数的军队,到达战场时能投入战斗的有效兵力比原来多。伤兵感染死亡率下降,意味着打完一仗后,能保留的兵力比原来多——这可是有经验的老兵,战术素养、纪律性、协同能力都显著高于新手。
这种兵力优势在长期战争中极为可怕,因为秦军可以打“消耗战”,而敌人打不起。
更关键的是,秦军还获得了战略主动权。
以前一支军队在疫区或陌生地域行军,非战斗减员率极高,导致将领都会尽量避开“瘴疠之地”,战略选择很受限。
但掌握了饮水净化、隔离等措施,军队可以进入传统上被视为“死亡禁区”的地区作战,可以选择在对手最薄弱、最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发动进攻。
除了这些直观可测算的硬性优势,还有一个难以量化但极其重要的变量——士气与心理因素。
古代士兵最大的恐惧之一,就是受伤等于等死。但当士兵知道自己受伤后有人会救、有办法止血时,战斗意志和冲锋决心都会大幅提升。
这意味着更高的冲击力、更低的溃逃率,可以直接转化为部队的实际战斗效能。
所有这些优势叠加在一起,构成了真真切切的降维打击。
作为眼光毒辣的千古一帝,嬴政又如何看不出里面的巨大价值呢?
此刻,嬴政轻点着奏疏里的那句“行此规制,士卒战力可增益过半,甚者倍之”,整个人快活得要飞起来了。
拜托,对于一个立志要当全天下的爹、布狗天下的皇帝,还有什么比这更动听的情话?
想要真正戳到始皇帝的心巴,什么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美人……都没这个能力知道吧?
——朕只想要大秦无敌!
嬴政深吸一口气,压下内心的狂喜,扬声道:“传御史大夫、廷尉、治粟内史、太仆、郎中令,亟来议事。”
侍从听到所召均是朝堂重臣,心里顿时一惊,不敢迟疑,口中立刻应诺,脚步不停去传信了。
不多时,诸位重臣匆匆联袂走入行宫,衣袂带风,行礼已毕,垂首静待。
嬴政并未铺垫寒暄,径直命人将奏疏与资料发了下去。
能在始皇手下当上高官的人就没有蠢的,看过一遍后,众人立刻明白了里面的价值,顿时开始争论利弊、斟酌实操。
有人赞叹此法体恤将士、长远强军,有人忧心钱粮辎重压力过重,有人建言先择精锐试点、再全军铺开,也有人提议定下监察法度,杜绝官吏克扣药材物资。
众人几番推演商议,将实操难点、调配细则、督导之法尽数梳理周全。
期间嬴政始终高坐,不发一言,只是目光如鹰,在激烈争辩的几人身上来回巡睃。
待到诸事敲定,脉络清晰,嬴政才略略颔首。
他此时眼底锋芒乍现,心中畅快无比,再无半点犹豫,痛快地批了赵乐秦所有的拨款申请。
想寻南岭寻找特殊作物?
——给钱!
想要西域更优良的物种?
——派人!
见孩子竟然是自己先垫的资费,嬴政又是欣慰又是心疼,狂撒了一波赏赐后,还特地让侍从问问可还有什么想要的,尽管开口便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