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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的回答,我听了一个多月,本市在地图上有显示的疗养院我都问过了遍。
答案无一例外。
难得的艳阳天,我乔装打扮一番,以问路为由和小区里的大妈打成一片。连她家中午吃的什么,晚上准备吃什么都听了好几遍。
我忍无可忍,切入正题:“哦对了,安老师是住在这儿吗?我之前还是他学来着。”
孙大妈:“对,就在旁边那栋楼。你们安老师可真是个好人啊。”
“怎么?”又是这套说辞。
“你是不知道,接盘了个带着孩子的女人,前两年孩子死了,女人前一阵子非闹着离婚,安老师遂了她的愿,哎呦,可倒好,离婚了就疯了。”
“……”我脸绷了起来。
另一个大妈接话:“安老师还给她找了个疗养院给她养老,一个月得多少钱!”
“是吗?这么好。”我说。
“我那天看见了,那个疗养院专门开了车来接她的。”
我出言暗讽:“服务挺到位,开的六座商务啊。”
“这个不清楚,好像是个面包车上边写了什么电话啊,地址什么的。咱也不知道啥商务不商务。”
“哪儿的?不近吧,还得专门来接。”我接话。
“宿城市的,就在咱儿旁边。”大妈操着一口流利的方言。
“上边还写名儿呢,婶子你没看见啊?”梳着丸子头稍显年轻的女人说。
“年纪大了,眼花不行咧。”
年轻女人恭维了她几句,顺带提了嘴疗养院的名字。大妈乐呵呵地夸奖起她。
趁他们聊得热火朝天,我躬身跑开,拿出手机搜索。
那他妈哪是什么疗养院,分明是精神病院。
我气不打一处来,天乌漆嘛黑的,也没人看我。我捡了一块趁手的石头。
绕到无人处,根据记忆里对那间房子的了解,那扇透着光亮的窗户,对应的应该是主卧。
我一不做二不休,手臂抡圆,那块浑圆庞大的石头脱手而出。
“哐啷——哗啦”
玻璃碎裂的声响在寂静的夜里十分尖锐。
与此同时,屋里爆发出乐乐受惊后撕心裂肺的哭声,安明的影子立起来,窸窸窣窣穿上裤子,在窗户前停顿一瞬,猛然拉开。
他破口大骂:“哪个by的砸我们家窗户,要不要脸!”
楼下的情报局听到动静,天也不聊了,聚精会神地听着他们眼中温文尔雅的文化人骂街。
我心说:“不用谢,你教我的,做好事不留名。”
我戴上帽子,拉上外套拉链,一身黑色俨然和夜色融为一体。
第二天,我就坐上了去往邻市的公交车。
公交车像一头疲惫的老牛,在坑洼不平的省道上颠簸了将近四个小时,才把我甩在一个看起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