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笼。”我重复。海风从窗缝吹进来,把灯笼残片从我的口袋里掀出一角。我把那几根竹骨放在桌上。它们白得发灰,像被海水泡过的、极细的指节。
母亲盯着那些竹骨,身体开始发颤。她忽然抓紧我的手,力气大得让我有点疼。
“美咲,我跟你说一件事。”她的声音压得极低,像是怕被墙外的海听见,“你出生前,我回过一次灯明崎。我在海边,又看见灯了。她站在水里,回头看我的时候,手里提着一只灯笼。那灯笼是我七岁那年放掉的。已经这么多年了,它居然还在。而且是亮着的。”
我整个人像被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
“她朝我笑。然后她说了一句话。”母亲的眼泪又涌出来,可她的眼神却突然变得清亮而决然,像一个人终于下定了某种藏了几十年的决心。
“她说:‘姐姐,我不是来带你走的。我是来保护你的。等你有了女儿,我会去找她。我会一直陪着她。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母亲停住了,像在重新咀嚼这句话,每个字都像一块烫红的铁。
“她要你答应什么?”我听见自己问。
“她要我,在女儿六岁之前离开她。”母亲的声音像从海底升上来的气泡,越来越轻,越来越飘,“否则,我就会像外婆一样,死在海里。她说这是保护我的代价。我以为她是疯了。可那之后,我每天晚上都梦见水。梦见自己在海里走,一直走,走不到头。我开始害怕。我整夜不敢关灯。你爸爸不理解,我也不解释。直到你六岁生日那天,你突然站在我床前,说,‘妈妈,你可以走了。姐姐说,时候到了。’”
我的头皮一阵阵发麻,像有无数细小的针从发根里刺出来。我想起来了。六岁生日,那个晚上,我确实站在母亲房间门口。我穿着白色睡裙,赤着脚。房间里很黑。母亲躺在床上,身体蜷成小小的一团。我看着她,嘴里说出了一句话。那句话不是我说的。我不记得内容了。但那种感觉还在——嘴唇在动,声音从喉咙里出来,可自己完全不知道下一句是什么。
母亲站了起来。她走到窗边,朝外看。海已经彻底看不见了。天与海相连的地方,一片深黑。只有那座旧灯塔的光,每隔几秒扫过来一次,像一只巨大的、缓缓睁闭的眼睛。
“我该走了。”她轻轻说。
“你还要走吗?”我站在原地。
她回头看了我一眼,目光柔和又悲戚,像一位知道自己时日无多的老人,在长夜里最后一次抚摸幼童的额头。
“不是我走。”她说,声音很轻,却异常清晰,“是她该走了。美咲。你的灯笼,不能一直这样亮下去。她来找你,是以为你需要她。可你不需要了。你早就不是那个站在海里等姐姐回来的小女孩了。”
我的眼里没有泪。我看着她。这个给了我骨血,又亲手把我留在东京的女人。她现在站在茶屋的窗前,背后是漆黑的海,和海那边不断扫来的光。她像一盏被海风灌满的旧灯笼,正在慢慢暗下去。
“可如果我还需要呢?”我的声音很轻,轻得像在问自己。
高桥的车来了。
车灯从店门前的坡道上转过来,把店门和紫阳花都照成雪白。我听见车门开合的声音。母亲没有动。她仍站在窗边,背对着我。我知道,该走了。
我走到门口,又停下来。
“妈妈。”我没有回头,“那盏灯笼,现在在谁手里?”
她沉默了一会儿。
“如果它还亮着,它就在需要它的人手里。”她说。那声音被海风卷走了一半,只留下若有若无的尾音。
我推开门。夜风迎面扑来,带着海的气味和远处渔船的柴油味。高桥站在车边,没有问我什么。我走过去,坐进副驾驶。车驶下山坡,驶出那片被海包围的小镇。那座灯塔的光始终在身后,像某种正在逐渐远离的目光。
不知道过了多久,高桥才开口:“你妈妈的身体比我想象中更虚弱。”
“她等这一天,可能也等了很久了。”我说。我的声音已经平静下来,像一块被浪反复冲刷过,终于不再移动的石头。
高桥没有接话。他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目光里有些东西像暗流一样动了动。然后他说:“回东京前,我们要去一个地方。你的朋友林小梅,昨天傍晚打了三通电话到警署,说有事必须见你。她说她知道隔壁那栋空屋的事。”
我的眼睛慢慢转过去,看着他的侧脸。车在滨海公路上疾驰,两旁的树影像一帧一帧被撕开的旧胶卷,不断被抛向车后。
“她还活着吗?”我问。这个念头很突然。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问。
高桥的嘴角绷了一下。
“比你想的要好。”他说,“只是,她的手上,多了一盏灯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