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确定他有什么事瞒着我。但我不能确定那件事是不是我想的那件。我需要证据。”陆沉舟把棒棒糖的塑料棍从嘴里拿出来,捏在手指间,看着它,“但我找不到证据。因为他把所有能证明他身份的东西都烧了,或者藏了,或者从未留下过。”老韩沉默了。“老韩。”陆沉舟的声音低了下去,“你当年查林屿案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沈鹤亭背后有人?”老韩的手指在膝盖上收紧了。他看着陆沉舟,看了很久。他的眼睛里有挣扎,有犹豫,有那种一个人在决定要不要把一块很重很重的石头搬起来时肌肉的紧张。“有。”老韩说。他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档案袋,牛皮纸的,边角磨损,封面上写着“韩德明·办案笔记·二〇〇五年”。他把档案袋放在陆沉舟的桌上。陆沉舟看着那个档案袋,没有打开。他看着老韩,老韩看着那个档案袋。“沈鹤亭的背后有一个人。那个人不是沈鹤亭的上级,不是他的同伙,是他的保护者。那个人打电话给我,说‘到此为止’。那个人调走了沈鹤亭的死亡档案,那个人让海滨城精神病院在二〇〇八年关闭,那个人把所有关于林屿案的线索都封存了。”老韩的声音很低,低到像在和那个档案袋说话。“那个人是谁?”“我不知道。但我记得那个电话。那个人的声音,不是沈鹤亭的声音。更年轻,更冷静,更——”“更像一个警察。”陆沉舟说。老韩看着他。他点了点头。陆沉舟把那个档案袋从桌上拿起来,它的重量比一个普通的档案袋重了一些,里面的纸张比看起来多。他把档案袋放在自己的抽屉里,锁上了。钥匙拔出来,放在桌上,压在台灯的底座下面。“我会查清楚的。”老韩看着他,那张被岁月一刀一刀刻出深沟的脸上,浮现出一种很复杂的表情。不是欣慰,不是放心,是一种更安静的、更像一个人在沙漠里走了很久、终于看到了另一串脚印时的表情。“我知道。”老韩说。下午四点,专案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在重案组办公室召开。陆沉舟坐在主位,面前摊着那两份地图——城东老纺织厂周边和城北老教堂周边。地图上已经画满了红色的圆圈和箭头,圆圈套着圆圈,箭头连着箭头,像一张被人画了很多遍的、已经看不清原图的、密密麻麻的蜘蛛网。他的旁边坐着江临,江临的面前放着那本黑色的笔记本,笔记本翻开到最新的一页,上面写着几行字,字迹工整,每一个字都收得很干净。阿苗坐在电脑后面,手指放在键盘上,准备记录。小刘坐在墙角,手里拿着一个本子,本子上已经写了半页。老周坐在门口,端着保温杯,杯口的热气模糊了他的脸。老韩坐在陆沉舟的对面,面前的桌上什么都没有,他靠在椅背上,双手放在膝盖上,看着这间屋子里的每一个人,看着这些比他年轻了三十岁的、穿着警服的、眼睛里还有光的人。陆沉舟站起来,双手撑在桌面上。“‘血色盛夏’专案组第一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我先讲一下案件的总体情况。”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二〇〇五年七月至八月,海滨城连续发生七起针对青少年的凶杀案,作案手法一致——受害者被捆绑、跪姿、后颈有三枚针孔,死因为膈肌痉挛导致的呼吸抑制。第八名受害者林屿,十五岁,男,于二〇〇五年七月十五日晚失踪,至今下落不明。案件未破,卷宗封存。”他停了一下,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二〇二五年十月,李晓雨案发,作案手法与‘血色盛夏’高度吻合。此后连续发生三起同类型案件,作案手法一致,但细节上出现了变化——药物剂量、针孔位置、现场符号。这些变化表明,凶手在进化。”他把目光落在江临身上。“江临,你把心理侧写的初步结论跟大家讲一下。”江临站起来。他走到那两块地图前面,拿起一根红色的马克笔,在地图上画了三个圈——李晓雨案的废弃厂房、第二个受害者的废弃教堂、第三个受害者的枣树巷院子。他用一条线把三个圈连了起来,线的走向不是直线,是一个不规则的弧形。弧形的中心,是那片待拆迁的区域。那片区域里,有一座废弃的精神病院。“凶手不是随机作案。”江临的声音不高不低,“他在选择地点。每一个地点都有某种特定的意义——废弃厂房代表‘工业’,废弃教堂代表‘信仰’,枣树巷的院子代表‘家’。他在用这些地点构建一个叙事,这个叙事的主线是‘囚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