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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年（第1页）

江明从医院门口的小超市里买回来一袋东西，塑料袋提手勒在他手指上，装着一碗白粥、两个茶叶蛋和一盒纯牛奶。他把东西放在床头柜上，把粥碗的盖子揭开，白汽冒出来，在窗边被冷风一吹就散了。他把勺子搁进粥里推到我面前，说：“趁热吃。”我左手挂着吊针，只能用右手舀，动作笨拙，粥水晃出来了一点溅在床单上。他看见了没说话，从床头柜上抽了一张纸巾摁在湿掉的地方，把碗往我这边又推了推。

吃完粥，他站起来收拾了一下床头柜上的东西——苹果核扔进垃圾桶，牛奶盒码好，充电线拔下来缠好了搁在包侧兜里。我看着他做这些事情，想起来他高中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打完篮球他总会把场边的水瓶和外套收拾好，一个也不落下。他做这些事的时候不吭声，动作利索得像在完成一套流程。收拾完了，他把书包拉链拉上背到肩上，站在床边看了我两秒，伸手在我没打针的那边肩膀上拍了一下。

“学校那边有点事，我得回去了。”他说，“医药费我垫了，你不用管了。你好好待着，听医生话，别乱跑。”

“你连夜回去？”

“嗯，高铁三个小时，到家还不算太晚。”

我看着他，喉咙里堵了团东西。他的眼睛底下还挂着青黑色的印子，下巴的胡茬没来得及刮，灯光下能看清每一根。他昨晚守了一夜，今天又跑前跑后地办手续交费，到现在连个囫囵觉都没睡，就要赶回去。我张嘴想说什么，但嗓子里干巴巴的，只说出来一句：“江明，钱我后面还你。”

他摆了摆手，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他嘴唇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但最后只是用力点了一下头，推开门走了。门关上的那一下，走廊里他的脚步声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电梯口的方向。病房又安静下来，只剩下监护仪在滴答滴答地响着，一声接一声，不紧不慢，像某种代替心脏跳动的东西。

我在医院又躺了几天。每天上午挂水，下午做检查，护士来量体温的时候我配合地张嘴，其他时候就躺着看窗外。雪后的江海市一天比一天晴，阳光每天照进来的时候位置都偏一点点，像一个缓慢移动的时钟。我给导员打了电话，说身体不适住院了，请他批几天假。导员问什么病，我说感冒引起的老毛病犯了，他没多问，说好，你养着，回头把假条补上。我给阿儒打了电话，他那边听到我住院了，声音一下子拔高了：“怎么回事？在哪家医院？”我说了地址，他说“我这就来”。

阿儒和林远是下午到的。阿儒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了一挂香蕉和一袋橘子，往床头柜上一放，转头看了看病房的环境，又看了看我手背上的留置针，脸上的表情沉了一下。林远把外套搭在床尾，坐下来翘着腿，嘴里说着“你这不行啊陆屿，三天两头往医院跑”，但眼神在我脸上扫了一圈之后就没再贫了，语气软下来：“没事吧？医生怎么说？”我说没事，观察几天就能出院。阿儒问是不是老毛病，我说差不多。他好像还想问什么，张了张嘴，被林远在背后拍了一下腰，把话咽回去了。那天下午他们在病房里陪我坐了将近两个钟头，阿儒给我剥了一个橘子递过来，林远拿着手机给我看这几天班里发生的事——谁和谁在课堂上吵架了，哪个老师又布置了一堆作业，工作室的群里孙学长发了新项目的通知。他们走的时候阿儒回头看了我一眼，说“有事打电话”，声音比平常低了一些。我点了头。门关上了，走廊里的脚步声和说笑声模糊地传进来，又远了。

过了几天，各项指标恢复正常之后我出了院。出院那天早上护士来拔留置针，撕胶带的时候皮肤被扯得生疼，拔出来的一瞬间手背上一小股血冒出来，她用棉签按了一会儿，贴上创可贴说好了。我收拾了东西打车回学校，车经过滨江公园那个入口的时候我看了一眼，没有转头，目光从车窗里掠过去，只看见入口的石碑和几棵落了叶子的行道树在灰白色的天空底下安安静静地立着。那天晚上我把书包里那张小兔子素描翻出来看了一眼。纸边上沾了一点水渍，铅笔线条被洇开了一小截，兔子的耳朵模糊了一只。我把它夹进速写本最后一页，合上了。

那以后的日子跟之前差不多。上课，去工作室，周末继续骑车去运河区的商业街。孙学长问我怎么好几天没来，我说感冒住院了。他信了，说你这体质不行，得多锻炼。时学长端着茶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低下头继续翻他的素材库。宋晚和周雨桐各带了一杯热奶茶来工作室，搁在我桌上，没说是我病了才给的，只是说“路过买的，多了一杯”。我接过来，奶茶是温的，杯壁上凝了一层薄薄的水汽。

期末收尾之后就是寒假。我本来想留在江海市打寒假工，问了几家便利店和奶茶店，有的不招短期的，有的工资太低。我犹豫着要不要去工作室帮学长继续做项目，孙学长说他寒假要回老家，时学长也要走，工作室不开门。我算了算手里的钱，助学贷款交完学费剩下不多，阿儒借我的三百和江明垫的医药费都还欠着，手头实在紧张。正盘算的时候我妈打了电话过来。

她平常很少主动打电话，一年到头打不了几个，每次接起来那头的声音都像是顺带打的一样，没什么前奏，直接说事。这次也是。她说父亲那边的亲戚要我去给父亲上坟烧纸，说该去了，又说回去看看奶奶。我听到“奶奶”两个字的时候手顿了一下。奶奶九十多了，父亲出事之后所有人瞒着她，说他在国外工作回不来，她一开始天天问，后来隔几个月问一次，再后来就不再问了。我很久没见过她了。

我买了回南安市的高铁票。从江海到南安，四个多小时的车程，跟来的时候是同一条线，只是方向反了过来。车窗外冬天的田野是灰褐色的，收割过的稻茬在田里一排一排地戳着，远处有烧荒的烟升起来，在半空中拉成一条细长的灰线。我靠着窗坐了一路，耳机里没放歌，就听着车轮碾过铁轨的声音，有节奏地晃着，一节一节地往北走。

到南安站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我坐了一趟公交去县城我妈那边。县城的房子在一条安静的街道边上，六层的老楼没电梯，她家在五楼。我上楼敲了门，来开门的是妹妹，她长高了不少，快到我胸口了，仰着脸看了我两秒才认出来，喊了一声“哥”然后转头跑回客厅喊“妈，哥哥来了”。我妈从厨房里探出头来看了一眼，手里拿着锅铲，点了点头说“来了”，又缩回去了。继父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见我进来抬了一下下巴算打招呼。我把书包放下，在客厅坐了一会儿，吃完了一顿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的晚饭——五菜一汤，味道不差，但桌上话很少，只听见碗筷碰碗的声响和电视里新闻播报的声音。妹妹坐在我旁边，偶尔歪过头来看我，小声问一句“哥你在大学好玩吗”，我说还行。她点点头，把碗里的饭扒拉干净了。

第二天早上我一个人坐车回了镇上。从县城到镇上的中巴换成了那种绿色的新能源公交车，公交车很新，冬天也有空调，车内也比较暖和。车开出县城之后路两边就变成了田野和低矮的农房，冬天的树光秃秃的，枝桠在灰白色的天幕上画出交叉的线条。到了镇上，我从车站走回老宅那条巷子。石板路还在，两边的人家有的翻修了房子，贴了白瓷砖，有的还是原来的红砖墙，墙根长着暗绿色的苔藓。走到巷子中间的时候我远远看见了那棵桂花树。它比记忆里高了很多，枝桠越过院墙探到了巷子上空，但现在是冬天，叶子落了大半，只剩光秃秃的枝条交错着，在风里微微晃着。我站在院门口看了一会儿，院门锁着，锈迹斑斑的铁锁挂在门鼻上。我没有钥匙。

我去镇上买了一些纸钱和香烛，往镇外的山坡上走。父亲葬在镇子西边的山坡上，从镇口的大樟树那边过去有条小路，走大概二十分钟。冬天的山坡上全是枯黄的杂草，前几天刚下过雪，雪化了一半，剩下的积在背阴的地方，白一块黄一块地铺在山坡上。父亲的坟头在一个缓坡上，坟头的草长了很高，虽然冬天枯了，但枯黄的茎秆还密密地戳着，把坟头的土都盖住了。坟前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父亲的名字和生卒年月，字是当初请镇上刻碑的老头刻的，笔画端端正正，但这些年风吹雨淋的，有的地方已经模糊了，我蹲下来用手指摸了摸那几个字，凹凸不平的触感从指尖传上来，凉得刺骨。石碑底下放着一束不知道什么时候摆的花，早枯成了干枝，颜色褪得看不出原来的红。

我开始拔坟头的草。枯草茎很韧，有的拔断了根还留在土里，得用手指去抠。土是湿的，冻过又化了，又湿又黏，手指抠进去的时候冰得发疼。我拔了大半个钟头，把坟头的草大致除干净了，手上全是泥，指甲缝里塞满了黑土和碎草屑。然后我把纸钱一张一张地摆在坟前的空地上，掏出打火机点燃。火苗舔上纸边的时候先是一小圈红，然后蔓延开来，整张纸卷起来，变黑，化成灰烬。灰烬被风吹起来，旋转着往上飘，在半空散成碎屑，落在我肩上和头发上。我蹲在火堆旁边，一张一张地往里添纸钱。火的热浪扑在脸上，烤得干疼，但后背被山坡上的风吹着，冰凉冰凉的。

我跟父亲说了很多话。说大学里的课，说工作室的事，说那些比赛和奖项，说到最后我顿了一下，看着纸钱烧成灰的那个暗红色的火心，说了一句：“爸，我过得还行。”火心啪地爆了一个火星，蹦出来灭了。我蹲在那儿看着它灭了，从蹲姿变成坐姿，屁股坐在湿冷的地上，也不管裤子会不会脏。山坡下面能看见整个小镇的轮廓——矮矮的房子挤在一起，老街从中穿过去，镇口那棵大樟树的树冠像一把撑开的大伞，远远地看着像一个暗绿色的圆点。我父亲当年就是在这片天空底下长大的，在这条街上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在这片山坡上种下了那棵桂花树。

从山上下来之后我去了奶奶家。奶奶住在镇子另一头的一栋老房子里，是我爸的祖屋。我敲了门，来开门的是我姑姑，她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侧过身让我进去。奶奶坐在堂屋的竹椅上，背对着门，身上盖了一条灰色的毯子。姑姑凑过去在她耳边说了一句“陆屿来了”，她慢慢转过头来。她的头发全白了，稀稀疏疏的，脸上全是皱纹，皮肤薄得能看见下面的血管。她眯着眼睛看了我一会儿，眼神浑浊但忽然亮了一下，抬起手朝我招了招。我走过去蹲在她椅子前面。她伸出手摸我的脸，手掌干瘦，指节粗大，掌心的皮肤像旧布一样粗糙，但摸在脸上的时候很轻。

“陆屿啊，”她的声音很小很细，“在学校吃得好不好？”

“好，奶奶。”

“穿得暖不暖？南安冷，你那边也冷吧？”

“够穿的。”

“钱够不够用？”

“够的。”

她问了很多遍类似的问题，每一遍我都回答她。她没有问我爸的事。前几年她还问，问我爸在国外怎么样，有没有打电话回来，什么时候回来。后来她不问了，好像心里知道了什么，又好像只是忘了。她摸着我的脸，过了一会儿手慢慢放下来，靠着椅背闭上了眼睛，呼吸变得平稳起来。姑姑在旁边小声说“她累了”，我站起来，把毯子往她身上掖了掖，跟姑姑道了别。走出那间老屋的时候天已经暗下来了，巷子里亮起了昏黄的路灯，石板路上映着灯光的轮廓。

春节很快就到了。我跟着我妈和妹妹去了继父家过年。继父家在县城边上，一栋三层的小楼，门口贴了新春联，红色的纸上写着金色的字，门楣上挂了两只红灯笼。院里停着继父家的车，车顶上积了一层薄雪。年夜饭在二楼的大厅里吃，圆桌上摆了满满一桌菜，鸡鸭鱼肉全有，中间是一大盆热气腾腾的炖鸡汤。桌边坐了十来个人，继父的父母、继父的哥哥一家、还有几个我不太认识的亲戚。我在靠近门口的位置坐下来，妹妹坐在我旁边。桌上的谈话声热热闹闹的，酒杯碰在一起的时候声音清脆，电视开着在放春晚，小品逗得大家哈哈笑。我夹了一筷子青菜放进碗里，慢慢嚼着。

事情出在继父的母亲身上。她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头发花白，腰板倒还硬朗，坐在主位上。大概是喝了两杯酒，脸有点红，跟坐在她旁边的一个亲戚家的女人争了几句——说的是什么事我没听清楚，好像是去年谁家办事的时候谁出了多少钱谁没出。话赶话地说着说着声音就大了，老太太把筷子往桌上一拍，语气里带着火气。桌上一圈人都僵了一下，有的低头夹菜当没听见，有的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我看着那架势，想着过年呢，闹起来不好看，就夹了一筷子菜伸过去放在她碗里，笑着说了一句：“奶奶，您别和她置气，大过年的，先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