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做选择的时候,通常看不见代价。
真正的代价,总是在很久以后才寄到账单。
沈砚用了十八年,才收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张。
凌晨四点零八分。
废弃农场外的风停了一阵。
天还没亮,远处的巴塔哥尼亚山脉只剩一条比夜色略浅的轮廓。铁皮仓库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床,Tomás裹着外套睡在旧草垛旁,Ethan靠门守夜,沈崇山的膝盖刚重新包扎过。
沈砚没有睡。
他坐在一辆废弃拖拉机的轮胎上,手里拿着那杯早已冷掉的茶。
母亲最后一句话一直在脑子里。
“小砚走了吗?”
父亲回答:
“走了。”
于是她说:
“那就好。”
他本来以为,人听见这种话以后应该有什么更明确的感觉。
难过。
愤怒。
崩溃。
至少应该有一种能被命名的东西。
可真正出现的只有一种近乎真空的安静。
像十八年来一直堵在某个地方的门终于打开,门后却什么都没有。
Ethan推门进来。
手里拿着两罐从工程车里翻出来的速溶咖啡。
他扔一罐过去。
沈砚接住。
“什么时候找到的?”
“Tomás藏的。”
远处传来一句:
“我没藏。”
Ethan:
“你放在座椅下面。”
Tomás闭着眼。
“那叫储存。”
“好。”
Ethan坐下来。
“我偷了你的储存。”
Tomás抬起一只手,比了个非常明确的手势。
又睡了。
沈砚看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