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雅琴一个人去了医院。她没告诉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哥哥楚志方。引产手术做了四个小时,胎儿已经四个月大了。手术台上大出血,血几乎止不住,整个急救室的护士都慌了神。主治医生满头大汗地冲出来,对护士喊:“快!联系血库!再加两袋血!”
她捡回了一条命,却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资格。
从手术室推出来时,她脸色惨白得像一张纸,嘴唇没有一丝血色。护士把她安置在走廊尽头的加床上,帘子一拉,就没人管了。隔壁床的女人有人伺候着喝鸡汤,她的床头空空荡荡,只有一瓶吊水,一滴一滴地往下坠,像时间在慢慢流干。
出院那天,楚志方来接她。他不知道妹妹经历了什么,只以为她是生了场大病。他看着妹妹瘦脱了相的脸,心疼得不行,把身上仅有的三十块钱全塞给她:“雅琴,你好好养着,哥下个月发工资了再给你。”
楚雅琴接过钱,终于没忍住,眼泪啪嗒啪嗒砸在手背上。她把头埋在哥哥肩膀上,哭得像个孩子。楚志方拍着她的背,轻声说:“没事了,没事了,有哥在。”
二十岁,楚雅琴办了离职手续。在乐柠老街上盘下了一间十几平米的小门面,开了家服装店,取名“独一味”。店面又小又偏,可她进的货,整个乐柠城都找不出第二家——在别人还卖着灰扑扑的涤卡布料时,她已经从广州、温州进了大喇叭裤、蝙蝠衫、印着英文的T恤衫,还有那种亮闪闪的金属腰带。
她把自己当活招牌。那些衣服穿在她身上,像长在她身上一样好看。走在街上,回头率百分之百。上了年纪的人皱着眉头说“伤风败俗”,可那些年轻人、尤其是姑娘们,眼睛都看直了。她们偷偷攒钱,趁着父母不注意跑来店里,压低了声音问:“雅琴姐,那条裤子的裤脚能不能改窄一点?我怕我妈骂。”
楚雅琴叼着烟,手上不停,三下五除二帮她改好,递过去时顺手在她脑袋上拍一下:“怕骂就别穿,穿了就别怕。”
没过多久,“女阿飞”这个外号就在街坊邻里间传开了。说她不正经,说她穿得像个女特务,说她抽烟喝酒不检点。楚雅琴听见了,从不解释,只是当着那些嚼舌根的人的面,点上一根烟,慢悠悠地吐出一个烟圈,再冲着她们微微一笑。那笑容里,有轻蔑,有挑衅,更多的是无所谓。
二十三岁,楚雅琴去武汉进货。
那时候去武汉进货,得坐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挤在硬座车厢里,满车厢都是汗臭味儿。她习惯了,背上一个蛇皮袋,揣上所有的积蓄,挤上车,找个角落一蹲就是一宿。
这一次,她坐的是长途大巴。车上挤了三十多个人,一半是进货的商贩,一半是沿路搭车的散客。车行至孝感与武汉交界的一处偏僻路段,天已经擦黑了。
突然,一个急刹车,车身剧烈晃动。四个男人从车厢后部站起来,两个堵住车门,两个亮出了匕首。为首的是个满脸横肉的光头,嗓门大得像打雷:“都他妈别动!把钱和值钱的东西交出来,谁他妈敢喊,老子捅了谁!”
车厢里一片死寂。几个女人吓得缩成一团,男人们低着头,大气都不敢出。
光头带着同伙开始挨个搜刮。从车头搜到车尾,钱包、手表、进货钱,连老太太耳朵上的银耳环都被扯了下来。有人小声哭,被一巴掌扇了回去。没有人反抗,没有人吭声。
楚雅琴坐在倒数第三排靠窗的位置。她怀里揣着进货用的两千八百块钱——那是她全部的家当,还有一部分是找哥哥借的。她手指攥紧了包带,心跳得快要蹦出嗓子眼。
光头走到她面前,先是被她的脸晃了一下,目光变得黏腻起来。他伸手去夺她的包,楚雅琴死死抓着不放。光头咧嘴笑了,露出满口黄牙:“哟,还是个烈性的。行,那咱爷们儿就跟你慢慢玩。”说着,一只手已经伸向她的胸口。
“救命啊——!”
楚雅琴的声音撕裂了车厢里的死寂。她拼命挣扎,指甲划破了光头的脸。
没有人动。车厢里三十多个人,像被钉在了座位上一样。有人别过头去,有人闭上了眼睛,有人把脸埋进膝盖里,假装什么也没听见。
然后,一个声音从车厢后面传过来:“住手。”
所有人都回头。
说话的,是个坐在最后一排的男人。三十出头,个头不算高,看上去普普通通。可那双眼睛,亮得像两把刀,带着锋芒。他没有武器,没有同伙,就一个人,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光头愣了一下,随即啐了一口:“你他妈想找死?”
男人没说话。他解开外套扣子,慢慢脱下来,搭在座位上,然后朝光头走了过去。
那是一场不对等的搏斗。对方四个人,他一个。可他打起来不要命——筷子捅进光头的肩膀,脑袋撞碎了另一个人的鼻梁,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血顺着后背淌下来,染红了半条裤子,他愣是没倒,反手一拳把那人打得撞在车窗上,玻璃碎了一地。
警察赶到时,四个歹徒倒了三个,剩下的那个趁乱翻窗跑了。男人靠在车厢壁上,后背的血已经把座位染红了一大片。楚雅琴冲过去,用自己的围巾死死按住他的伤口,手抖得不行。
他叫袁朝。东北人,老家在黑龙江五常,当过三年兵,退伍后四处漂泊打工,那天正好搭这趟车去武汉找工作。
袁朝在孝感的医院里躺了七天。楚雅琴寸步不离地守着,把自己进货的钱全搭进了医药费里。
那几日,楚雅琴几乎没怎么合过眼。等袁朝稍微清醒些,她端着搪瓷缸,一勺一勺地喂他喝米汤。护士来换药,她就在旁边帮忙按着纱布,眼睛一直没离开过输液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