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书上说,河西走廊是一条路。
但走在上面才知道,它更像一道时间的裂缝。祁连山的雪水从南面淌下来,北面是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这条宽不过几十公里的狭长地带,夹在两种极端地貌之间,硬生生走通了整个中华文明向西的通道。
两千多年来,商队、僧人、戍卒、使者在这条线上来来往往,把各自的东西放下,又带上别人的东西继续走。佛教从西边进来,丝绸从东边出去,长城从山海关一路修到这里,在嘉峪关画了一个句号。
七天后,我的路线是从兰州出发,沿河西走廊一路向西,在敦煌转身。石窟、古寺、关城、沙漠——都不算新鲜的目的地,但走过之后你会发现,河西走廊的好,不在任何一个景点里,而在“走在路上”这个动作本身。车窗外的风景从绿洲变成戈壁,再变成沙丘,那种缓慢的地理过渡,是最难被影像复制的部分。
于是禁不住发问:为什么这条路走了两千多年,还没有走完?
……
合上书,宋晓还沉浸在文字里,受到深深的震撼。
这本书是电影导演刘擎在见面时送给大家的见面礼——《走在河西走廊上》,作者刘云程,刘擎的父亲。
刘擎介绍说,这是他根据父亲遗稿整理的随笔集,暂时只出版了一部分,他的父亲生前是考古研究员,主要研究河西走廊一带。
第一天在兰州见面时,刘擎穿一件洗到发白的深蓝色夹克,肩上挎着一个磨得起毛的旧帆布包,脚蹬一双旧登山靴,戴着副小圆框眼镜。个子不高,偏瘦,头发几乎花白,但梳的整齐,今年62岁了,老头精神矍铄。是《另一种可能》第六站的飞行嘉宾。
在见到人后,方汀在镜头前露出了整季以来脸上出现的最夸张的表情,十分震惊,对此表示:节目组是怎么请动这位大导演的?
有了刘擎的加入,就自然多了个导游讲解员。一行人经过的地方,他都能说出地标的历史层累。在博物馆里,他借由一件件文物为大家讲古道今;在正宁街的夜市,他也能带大家品尝牛奶醪糟和手抓羊肉。
林羽奚也有疑问:我怎么记得百科上刘导的籍贯不在这里?
而宋晓对刘擎本人的加入没太多情绪,只是在提到路线规划,听到他提到张掖时,心脏有一瞬不适的顿感。
到了武威这天,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来,祁连山的雪线在晨光里泛着一层极淡的橘色。刘擎是第一个出来的,他站在酒店门口,手里攥着那本一直带在身上的翻旧了的笔记,等人的时候低头翻了一页,又合上了。
“去天梯山之前,我先带大家看个东西。”出发前他这样告诉大家。
出了市区,朝西南方向,路两边是灰绿色的田野,玉米已经收了,只剩下枯黄的茬子。
开了大约四十分钟,车停在一条土路边上。众人在刘擎的带领下走了大约两百米,来到一处不起眼的土台前。土台不高,大约两米,长满了荒草。周围什么标记都没有,没有石碑,也没有围栏。
“这是汉代的一处烽燧遗址。”刘擎伸手拍了拍土台侧面裸露出来的夯土层,“不在任何旅游地图上。我父亲七八年第一次来的时候找到的,后来每次经过都要来看一眼。你看这个夯层,一层一层的,每一层大概十厘米厚,是当年用木板夹着土夯出来的。两千多年了,还在。”镜头随他指的方向拉近。
“走吧,”他说,“去天梯山。”
车子沿着山路蜿蜒而上,到半山腰的时候,库区的水面忽然从车窗外亮了一下,碧蓝色的,倒映着赭红色的岩壁。
石窟开凿在临水的崖壁上,参观需要沿着栈道步行。石窟里的大佛神情安详,微微垂目,目光落在水库的水面上。水面与佛像之间的空间关系有一种微妙的和谐。水在低处,佛在高处,中间隔着一段安静的距离。
刘擎停了下来,目光落在一处熟悉的地方,嘴里念叨:“我父亲当年在这里做过记录。他用手绘的方式把大佛的衣纹走向全部画下来了,那时候没有相机,他画了整整三天。”
从天梯山出来,在去张掖的路上,刘擎让开车的杨决拐了一个弯,说:“我们顺路去一个地方。”
车子开了大约一个小时,停在一处开阔的平地上。远处有低矮的夯土城墙残迹,黄土的颜色和周围的戈壁几乎融为一体。这就是骊靬古城——传说中失踪的古罗马第一军团最后的落脚地。
刘擎下车后没有直接往里走,他站在路边,从口袋里掏出那本笔记翻了一会儿,然后停在其中一页上。
“他来过这里三次,第一次是1976年。他在笔记里写:‘骊靬城墙的夯筑方式与汉制略有差异,干打垒的厚度比河西其他地区多出约一掌宽。我无法判断这是否与传说有关,但值得记录下来。’”
城墙已经很残破了。走进坍塌的墙体之间,脚下是碎瓦和粗陶片,走一步响一下。周围什么都没有,只有呼呼吹过的风声。远处的祁连山沉默的连绵在天际线上。站在这个地方上,会感到时间和空间一起扩大,人的存在变得渺小。
“那个传说的真假,其实已经不重要了。”他说,“重要的是两千年前,真的有人从那么远的地方走到了这里,然后留下来了。”
傍晚到达张掖,在刘擎的指导下,大家做了几道可能不那么正宗的本地菜:搓鱼面、炒拨拉、灰豆汤。
吃过饭,刘擎从包里摸出那本笔记,翻到夹着书签的那一页递给大家传阅着看。纸上画着几根潦草的线条,墨迹已经褪成浅褐色,角落里有几个字,写着:张掖·大佛寺·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