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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养修身种德 济世为怀（第3页）

比如，军官罗尚德在上战场之前，将自己的银子存入胡雪岩的阜康钱庄，一方面他相信阜康的信用，另一方面他马上就要去打仗，生死未卜，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回来，因此坚决不要存折，但胡雪岩一定要出具存折，哪怕这个存折并不具备什么实际意义，但开具存折的手续也不能省略，因为客户存入款项，钱庄必须开具存折，这是照规矩来。

再比如，他与古应春、尤五、郁四等人合作做蚕丝销“洋庄”赚了十八万多两银子，但这赚头只不过是账面上的“虚好看”，生意过程之中的各项费用除开，加上必要的各处打点，与尤五、古应春等生意合伙人分过红利之后，这笔赚头不仅分文不剩，甚至还有一万多两银子的“宕账”。

虽然既是合作伙伴又是朋友的古应春自己主动提出不要这份红利，但是胡雪岩宁可自己分文不剩，也依旧该分的照分。因为既是合作伙伴，红利就必须均沾，这就是规矩。

就像盗亦有道一样，作为一个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人，胡雪岩决不和太平军做生意，这是他确定的一条决不逾越的大原则。他的钱庄从不向太平军放款，甚至不向与太平军有联系的商人放款。他也不在太平军据守的地区做其它生意，比如，粮食、军火都决不运往被太平军占领的地方。

太平军攻下杭州之后，也曾邀他回杭州帮助“善后”，他的生意根基在杭州，而且当时他的老母妻女也都陷在杭州，以一般生意人的眼光，既可照顾自己的生意，又可保护老母妻女，何乐不为？商人只求利，管他谁是皇帝老子。但胡雪岩仍然坚持不去，因为无论如何，当时天下仍然是大清的天下，与太平军做生意就是违犯朝廷王法。

通融方便可以，但违犯王法不可以，这在他来说更是照规矩来。也许他的这些做法在当时会被有些人不理解，但是现代一些成功商人在其经营理念中，不约而同的一致将遵守行业规矩放到了很重要的位置，这就是对胡雪岩做法的最大肯定。

做生意确实要按照规矩来，商业运作有其自身的规则，参与商业活动的人也必须遵守。比如，必要的手续，无论繁简，该办的就一定要办；签订合同，无论难易，当履行的就一定要履行；生意中如果涉及到政府的法规法令，那就无论如何一定要遵守，按照规矩进行商业活动是保证其正常运行的基础。胡雪岩早年吃过一亏，却长了一大智。

从生意人本身的角度来说，照规矩做生意还有两个重要的作用：

第一是求得安全。

比如，犯法的生意不做，做了就是破坏规矩，非常容易给自己带来灾祸：再比如，关系再好的合伙人，与生意相关的文件该签的就一定要签，要按照规矩去定去签。因为只有按照规矩签订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才可以有效的约束合作者双方，才能有效地保护各自的利益。生意场上是不能用感情代替规矩的。

第二是建立信誉。

一个经营者良好信誉的建立，与经营者能够坚持按照规矩办事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我们常说，经营者的信誉是靠着货真价实的公平交易、童叟无欺的老实诚信、实实在在的依约而行建立起来的。说到底这些能够帮助建立信誉的举措，实际上就是照着规矩办。只有规规矩矩按照大家都知道的，也是大家都应该遵守的规矩办事，才能使人信服，也才能建立起信誉。没有人会相信做事不按章法、不依规矩的人。

胡雪岩经常说：“做人无非是讲个信义。”其实做生意与做人在本质上应该是一致的，一个真正成功的商人，往往也应该是个信义之人。胡雪岩的这一说法与阿拉伯商人所奉行的信条不谋而合，这也是阿拉伯商人奉行的最重要信条。他们认为，“诚实”是对行规的守护，欺骗不仅违反道德传统，而且必将有损于商业利益，阿拉伯商人非常重视自身的修养和人格的完善。

20世纪20年代，在吉达港，阿里雷扎家族的阿卜杜勒和尤苏夫以及他们雇佣的印度职员是仅有的几位懂英语的商人，其他商人收到英文电报都要拿到阿里雷扎公司，请几位印度职员翻译。阿卜杜勒和尤苏夫从来不去窥探这些商情电报，他们反而还命令手下的职员必须为来求助的商人忠实服务，绝对不准泄密。

诚实是伊斯兰教信仰的基石。事实上人们都是爱和一些有宗教信仰的人来做生意，因为有信仰就会有所畏惧，信仰的底线就是他们牢不可破的规矩。

对于阿拉伯商人来说，所谓诚实和信誉就是货真价实，就是提供优质的商品和优良的服务。阿里雷扎家族的希卡赫·穆罕默德成办的秘诀就是：“信誉并不是源于你的货比别人便宜一美分，而在于消费者最终发现你的货色质量优于其他的竞争对手。”

托威尔公司的总裁苏尔坦每天早晨都要巡视公司总部，指导年轻人工作。他认为，一个年轻人一踏进商界，就必须时刻保持一种诚实的心态和姿态。他反复训导：“诚实的品格将建立起别人对你的信任，并会使人在任何时候都会伸手帮你，银行对你的态度也主要取决于你的信誉。”

柳传志曾这样总结道，“小企业做事，大企业做人”。因为小的公司，其首要问题是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一个单子能否拿下来，对于公司而言是比较重要的。而大公司不存在眼前的生存问题，主要是着眼于未来的发展。所以公司拥有的人才数量和质量将决定其能否长久的生存和壮大下去。

“企业始于人，企业也止于人。”松下幸之助也曾经说过，“松下先塑人，后生产电器。”而盛田昭夫说得更加直接明了：“使企业得到成功的，既不是什么理论，更不是什么计划，而是人！”凡是知名的大企业无不是把“做人”放在企业的第一位。

可见，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经营理念和原则，而正是因为有这些企业文化，才让一些企业在强手如林的竞争市场上立稳做强。

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和世界接轨，这就要求我们也要遵守同一游戏规则，过去我们不懂这些，则使我们的经济落后于他国。现在为什么一些新锐企业家能做得好，就是他们知道如何守住一种行业规则，一种规则不仅仅是一种限制，最重要的也是一种保护。

吐哺归心，助人如助己

洞明世事之人一定是“遇故旧之交，意气要愈新；处隐微之事，心迹宜愈显；待衰朽之人，恩礼当愈隆。”这是一句很容易理解的话，但是如果想要照做则非常的不容易。见到多年的老友情义要真诚，可多年之后相见的情形却是谁也无法预料的，富了的要想保持这种待人的情怀是很不容易的，即使还有当年的情义，穷的一方也不见得会相信。这就要求富者要真心帮弱者，使弱者真正的受益，让他明白你的心，要收住他的心，这等于无形当中为自己找了个卖命的人。所以说，没有任何一种施舍是浪费。

西方有语：“爱人者，人恒爱之。”而中国有“投我以木桃，报以之琼瑶”的话。这就有点因果报应的意思在里面了。中国禅的教义里更强调“怕因不怕果”的“现世报”。它告诫世人要相信现实的因果，正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一样，人也应该学会播种“善因”。所以，我们在这里把佛家关于人格修炼智慧的第四个法则，概括为“敬畏因果”。

作为一个商人，胡雪岩对于“人情投资，因果报应”有着很深刻的认识。无论是在他发迹前还是在发迹后，他都会竭力帮助那些心怀大志却暂时怀才不遇的人，他在帮助那些人的同时也使自己获益匪浅。

周少棠和胡雪岩是贫贱之交，二人从儿时起就经常一起玩耍。此人精明干练不在胡雪岩之下，但因时运不济，一直没有显露头角，只是靠做小生意来养家糊口。

一次，周少棠不慎中了别人的“套”，生意亏了本，不但生意做不成，就连一家大小的生计都成了问题，这时他身边的人都劝他去找自己的儿时密友、现己飞黄腾达的胡雪岩。可是周少棠是个很有骨气的人，不希望低头去求别人，即使是自己的密友也不可以；二是他和胡雪岩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见面，所谓“此一时，彼一时”，现今的胡雪岩己非当年贫困时的那个人了，万一去碰个钉子那多没面子啊。

后来，胡雪岩从其他朋友那里得知周少棠的处境，由于两人从小一起长大，胡雪岩对他非常了解，知道他是一个很有抱负，也很要面子的人，而且是精明强干。

其实，胡雪岩很早就想扶他一把，但都怕伤了他的自尊心，因而一直没有为他做什么。帮助别人的最高境界是不要让人家感到是被救济。这次得知周少棠近况不佳后，胡雪岩立刻把他请来一起喝酒。二人边喝边聊，说起了儿时的趣事，同时，胡雪岩侧面向周少棠说出了自己的心迹，让他知道自己并未因发达而忘却前事，而周少棠也觉着胡雪岩还是以前那个重情重义的好朋友。

三天后，周少棠接到一张任书，让他出任“粮书”一职。这“粮书”其实是藩司衙门中包办上下钱粮的书办，公文上往往称此辈为“蠢吏”。所谓“钱粮”指的就是田赋，为政府的主要税收，在当时那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钱粮开征制度更是弊端百出，即使是最能干的大臣亦无法彻底整顿，所以称之为“粮糊涂”。但是这些“粮糊涂”却另有一本记得极清楚的底账，这本底账便是一股极大的财源。“粮书”的职务是世袭的，父死子承，但也可以顶名转让，周少棠接到的委任状就是胡雪岩花了6万多两银子买下来的。

自此，周少棠坐上了“粮书”的位置，专管钱粮，他只有在上下忙着开征钱粮的时候，才到藩司衙门帮忙，平时则在杭州城里专事交结，为胡雪岩处理一些社交场合上的事，这使得胡雪岩有更多的时间去处理其他的事情。

人的一生中有时会有一些奇妙的怪圈相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这些怪圈的体现之一。胡雪岩帮助了暂时处于困境之中的周少棠，很多年以后，周少棠则帮他缓解了一场重大危机。

在胡雪岩事业的后期，他在上海的钱庄因被李鸿章派系人马非难而倒闭了，并且很快波及到杭州，这时胡雪岩尚在回杭州的路上，而杭州的阜康钱庄门前却发生了挤兑风波，大大小小的存户们听到钱庄停业三天的消息后，纷纷涌到钱庄门前要求提款，情势十分危急。这个钱庄是胡雪岩事业中最大、最牢固的堡垒，如果它也崩溃了，那么胡雪岩的生意也就到了终结的时候了。

这时，周少棠挺身而出，他舌战带头闹事的王二麻子，一番言语，不但让王二麻子无功而返，而且打消了众人心中的疑虑，使阜康钱庄渡过了最大的一次危机，这真是助人如自助。从帮助周少棠的事例中，看得出胡雪岩对援助他人的基本态度和做法，那就是若此人虽处逆境，却还是个积极上进的人，那么他就是值得援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