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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活了（第1页）

母亲的第一个活，是给周家媳妇做一条裤子。

周家媳妇要去做客，去镇上买布，扯了一块靛蓝的卡其布，走到半路，又舍不得花钱找裁缝，回来央母亲："秀兰，听说你手艺好，帮我做条裤子，我给你工钱。"

母亲让她站直了，自己蹲下去，拿皮尺从腰量到脚踝，又量了腰围、臀围，一边量一边记，嘴里念着数。量完了，母亲说："明天下午来取。"

周家媳妇将信将疑："一天就够？"

母亲说："够了。"

那天下午，母亲把布铺在桌上，看了很久，才下剪。她看布的样子，不像在看一块布，像在看一个人——她脑子里已经有了一条裤子的样子，哪个地方该收，哪个地方该放，她都看得见。她剪布的时候，手极稳，剪刀贴着粉笔线走，一寸不多，一寸不少。我和姐姐坐在门槛上看，大气不敢出。剪完了，母亲把剪好的布片拼起来，对着光看了看，又比了比，才坐到缝纫机前。

她踩起踏板，"嗒嗒嗒"地缝起来。她缝的时候不看针——不是不敢看，是太熟了，眼睛看着布，手扶着布，脚匀速地踩，针脚就那么直直地走过去了。她缝到转角，手一抬一压，机针提起，布转个弯，又接着走，一气呵成。缝到一半，线用完了，她换上新的梭芯，把线头一挽，又接着踩。那双手在机台上走，像两条鱼在水里游。

那天傍晚，裤子做好了。母亲把裤子翻过来，看了看里面的锁边，又看了看裤脚，觉得裤脚有些毛，又拆了重新锁了一遍。

周家媳妇第二天来取，试了试，站在镜子前，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脸上是藏不住的笑："合身，真合身！秀兰，你这手艺，比镇上裁缝铺做的还合身！"

她掏出三块钱工钱，母亲推了推，说："两块就行了。"

周家媳妇说："那怎么行，你这手艺，值三块。"

母亲收下了。她把那三块钱，平平整整地放进贴身的口袋里，拍了拍。

那个口袋，从此就成了我们家最要紧的地方。

从那以后，母亲的活，一天一天多起来。

先是补衣裳，补裤子，换拉链，改裤脚；后来有人扯了布来做新衣裳，做孩子的小褂，做老人的棉袄；再后来，连做被面、缝喜被的活都找上门来。村里人慢慢都知道了：老陈家老二家的媳妇，手艺好，人实在，活做得细，价钱也公道。有人从邻村赶来，说："听说你们村有个踩缝纫机的媳妇，活做得跟画一样。"母亲听了，只是笑笑。

母亲有个本子，是从镇上买的学生作业本，封面上写着"记活"。谁家送来什么布，做什么衣裳，什么时候取，她一笔一笔记下来，字是歪的，可认得清。每天傍晚，她坐在灯下，翻着那本子，算这个月挣了多少，下一笔能存多少。她算账的时候，嘴唇一动一动的，像念经。有一回我凑过去看，本子上写着一行字："大丫学费还差四十，二丫书本费还差十五。"那行字，母亲用笔描了又描，描得粗粗的。

也有人酸。村口的大嗓门婶子，跟奶奶家走得近，有回当着母亲的面说："秀兰，你一个女人家，抛头露面地接活，多不好看。缺钱，让老二去挣嘛。"母亲正踩着缝纫机，头也没抬，说："婶子，我凭手艺吃饭，一不偷二不抢，哪不好看了？"大嗓门婶子讨了个没趣，讪讪地走了。母亲也不恼，照旧踩她的机器。那句话，她后来说给我听："囡囡，记住，女人挣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挣的，腰杆就硬。"

大嗓门婶子说那句话的时候，我正蹲在门槛上，手托着腮。我听见她心里还有一句话，没说出来——不是"多不好看"，是：一个外姓的女人，凭手艺挣得比谁家媳妇都多，凭什么。那话酸得能腌咸菜。我抬头看了她一眼，她正讪讪地走。我没说话，低了头，假装在玩地上的石子。

那些年，我常常这样。大人嘴里说出来的话，和心里转着的话，常常是两回事。有人当面夸母亲手艺好，心里在算这钱花得冤不冤；有人嘴上说"秀兰能干"，心里巴不得她哪天砸了招牌。我都听见了。我学会了只拣母亲爱听的说，学会了听见了也当没听见。母亲说我这孩子安静，嘴又甜。其实不是——我只是提前知道了别人心里想什么，知道哪些话说出来大家都不痛快，就干脆不说了。

母亲给人做活，有自己的规矩。量体的时候，她让人站直了，自己蹲下去，拿皮尺从肩膀量到手腕，从腰量到脚踝，一边量一边记。她做的衣裳，肩不溜，腰不肥，袖笼不卡，穿在身上服帖。有人问她窍门，她说："没什么窍门，就是把人当人做——衣裳是穿在活人身上的，不是穿在木头上的。"

给老人做棉袄，是另一门手艺。老人怕冷，棉袄要做得厚实，又要轻，不能压得慌。母亲做棉袄，棉花絮得匀，领口不高不低，扣子盘得服帖，袖子不长不短，正合手。村西头的张爷爷，儿子在外地，一年到头没人管他，衣裳破了就破着穿。母亲看了，给他做了一件新棉袄，没收钱。张爷爷穿着那件棉袄，在村里走了好几圈，逢人就说："秀兰给我做的，合身得很。我多少年没穿过这么合身的棉袄了。"母亲听了，说："老人家，天冷了，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