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幅:谁在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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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乘出租车穿过一条新拓宽的街道,路牌写着金宝街,金宝!真是一个历史时期有一定的街名,如今追金逐宝竟成了堂皇之事!那条街西口各雄距着一个豪华酒店,北边是典型的现代派简约风格,南边则仿佛直接从巴黎搬来的欧陆古典建筑,不能说是相映成趣,只让人感到有了金和宝,怎么搭配都没商量。
穿过金宝街,往南拐以后,我忽然想起,这条现在唤作银街的马路东边,原有一条胡同叫无量大人胡同,是我仙去妻子吕晓歌童年居住过的地方,就问司机:可知有这样一条胡同?他摇头。我就麻烦他找街边允许停车的地方暂停,下车帮我打听一下,如就在附近,那就弯进去观览一番。司机下车去打听,问了好几位都说没听见过,后来遇上一位白髯飘飘的老大爷,听了他的问题,先是一声长叹,然后告诉他:无量大人胡同这名字早给改啦,改叫红星胡同三十年啦,可是,现在红星胡同也拆得只剩一小截啦!多一半都并入这条马路,叫做金宝街啦!回到车上的司机跟我汇报完问我:是不是再拐进金宝街去观览一番呀?我发愣,好几秒钟后才说,算了,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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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量大人胡同这名字的来历,一说是朱元璋曾派手下干将吴亮潜进元兵把守的北京城,曾在此处隐藏,把城内军情刺探得十分详尽后,又潜回朱元璋帐下,使得攻城之战十分顺利,明朝建立后,为表彰吴亮军功,遂将当年他藏匿的胡同命名为吴亮大人胡同,到清朝,则讹变为无量大人胡同。但另一说则称明朝此处有一大官为其母祈寿,建成一无量寿庵,胡同名出于此。不管怎么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这条胡同仍叫无量大人胡同。无量大人胡同15号是一所小巧的四合院,我妻吕晓歌上中学以前,就住在那里面。
1951年冬天,晓歌七岁刚上小学那年,她放学回家,院子里忽然热闹起来。原来,院里只住着她和父母一家人,从那天起,住进了另一家人——是一大家子人啊!一对夫妻,男的高大英俊,女的娇小美丽,还有一位老太太,更有两个跟晓歌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后来知道,一个女孩比晓歌大一岁,一个则小一岁。那天雪花飘飞,那家人安顿好了,先响起叮咚的钢琴声,接着就有人唱起歌来,那歌声好悦耳啊!晓歌给我结合以后,回忆起来,承认那穿越湿润的雪花和薄如蝉翼的窗纸的袅袅琴音歌声,于她是人生中最初的艺术熏陶。
谁在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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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的时候,我十四岁,从初中升入高中。我那时住在钱粮胡同。钱粮胡同和无量大人胡同其实都在从北新桥到东单的那条贯通南北的大街,也就是如今被称作北京银街的左右,只不过钱粮胡同靠北段在其西侧,而无量大人胡同偏南段在其东侧。我那时候几乎每周都要进剧场看演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专用的首都剧场离得近,走过去就行,那里的话剧我几乎每个剧目都先睹为快。看京剧那时候多半要到前门外的广和楼,需要坐有轨电车,觉得相当远。而看歌剧,就需要到比广和楼更远的天桥剧场。但是为了艺术享受,再远也觉得愉快。记得那时候在长春工作的大表姐来北京出差,我搞到两张歌剧《茶花女》的票,请大表姐一起去看,她比我还要兴奋。
灯光暗下来了,乐池里先发出嗡嗡调琴弦的声音,后来静寂下来,看到了高举的指挥棒,它猛然一动,序曲响起……幕布掀开,好一派金碧辉煌的法国古典客厅布景,宾客如云的大场面啊,有多少穿大落地长裙梳金发联垂的西洋古典美女在摇着大羽毛扇,又有多少穿笔挺燕尾服鬓角长长的西洋绅士举着高脚酒杯……哇,唱响了《饮酒歌》,陶醉啊!……
在回我家的电车上,我得意地跟大表姐说:“托人买票的时候,问得清清楚楚,今天茶花女是张权来唱,果然好吧!”
那时候的说明书上,茶花女的扮演者会有好几个名字,而A角并非张权。许多买票的人总要问:我买的这场是不是张权来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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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剧本,究竟由谁编写?一幕幕地往下演,因为并不能偷看下一幕的内容,往往是,置身此幕时,懵懵懂懂,全然不能预测到下一幕时自己会是怎样。
我小哥刘心化,1950年随父母来到北京时,已经念完高中,单纯到极点的他,觉得自己既然向往革命,那就应该去上华北革命大学,没想到入学后才恍然大悟,那并非清华北大那样的正规大学,其学员,多是1949年以前已经上过大学或走向了社会的知识分子,其中很多是演艺人员或当过报刊出版社的编辑,他们到这所大学里来经过短期培训,再被分配到新政权下的文化单位任职。小哥比他那些同学往往要小十多岁。小哥和我家都好客。星期天,小哥常带些比他大很多的同学,从西苑到城里钱粮胡同我父母家,一起包饺子聊天。记得有回来了一位我觉得实在不能叫作姐姐只能唤作阿姨的女士,小哥跟家里人介绍说:“就叫她阿姚吧!”那阿姚也就爽朗地笑着说:“这么叫最好!老少咸宜!”至今我还记得她的嗓音,是粗放而略显嘶哑的。
小哥同班的学员,后来都分配得很好。比如吕恩分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出演了《雷雨》中的繁漪,后来我们知道她是剧作家吴祖光先生的前妻。小哥说吕恩留给他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一次全班同学到颐和园东岸湖区游泳,吕恩在那种情况下,还用上海话跟另一女士说:“咯个思想改造,是顶顶重要的咯!”多年后小哥跟我提及此事,还感叹:那时候他们华北革命大学的那些“旧知识分子”改造自己以使自己成为“革命知识分子”的心劲,真是执著甚至狂热的,其诚挚无可怀疑。阿姚,名姚滢澄,分配到了《文艺报》当记者。“她后来嫁给了唐挚吧?”小哥的这一误记遭到了我严厉呵斥:“怎能乱点鸳鸯谱?她嫁的是唐因。唐因、唐挚是两个人!唐挚是唐达成,他的夫人叫马中行,是北京电影学校表演专业最早一届的!”
谁能想到,1988年以后,我和唐达成、唐因住进了北京安定门外东河沿的同一栋楼里,成为邻居。但那时阿姚早已不在人世。
怎么会说到阿姚?她跟《茶花女》,跟张权,有关系。性命交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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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的时候,晓歌十三岁。她家的房客,是莫家夫妇。男主人莫桂新,其妻张权。张权演《茶花女》,晓歌并没看过。她甚至不记得张权在家里唱过什么洋歌。反倒是,直到她嫁给我以后,还清楚地记得,张权反复练唱的,多是些中国民歌,像《半个月亮爬上来》《小河淌水》《蓝花花》……莫桂新偶尔也唱,他们也有不唱光弹钢琴的时候,给她记忆最深的,是一曲《牧童短笛》。以至到1981年,我们从柳荫街小平房搬到劲松楼里单元房后,用那时连续挣到的稿费购置了一架二手钢琴,她没弹多久车尔尼练习曲,就照着谱子硬啃高难度的《牧童短笛》,几个月后,竟然基本上拿了下来!她说,当她弹出《牧童短笛》的那些音符时,往往是心头百感交集,无数往事,片断呈现,令她觉得此曲不应天上有,实在是人间方能闻——这些音符,让人到头来憬悟到,最美的还是朴素生活、醇厚人情。
我曾问晓歌,你那时候觉不觉得张权很洋气?她说没觉得很洋气。晓歌坦承,当时她和我一样,内心深处,是很希望知道些西洋事物的。她说那时候无量大人胡同里尽是些好四合院,还有些中西合璧的,带两三层爬满长春藤小楼的院落。她家那个小院,是比较小也比较简单的。那时候梅兰芳一家也住在无量大人胡同里。还有若干名流也住在里面。她记得有一回得机会进入了一个大四合院,绿荫森森,曲径通幽,忽然花木掩映的堂屋里落地大座钟报时了,那具有特殊韵味的声音缓缓飘来,令她小小的心里,充满了欢喜与憧憬……她说父母告诉她,那院里当时住着西洋人,她觉得那外表是中国式的院落里,氤氲出的是浓酽的洋味儿。后来那个院里的西洋人回西洋去了,她也就再无缘进入了。记忆里让晓歌想起张权是从美国回来的,只有一个细节,就是有一天张权从一个漂亮的铁听里取出糖果,分给她的两个女儿,见到晓歌从门外走过,就叫住晓歌,走出屋,笑眯眯地往晓歌手里塞了两块糖果。那糖果确实很洋气。糖纸很漂亮,印着英文,晓歌拍平了夹在书里,保存了很久。不过那糖的味道有些怪,后来知道,那是薰衣草的气息。
张权一家成为晓歌家房客后第三年,莫桂新和张权又生下了一个女儿。这位从美国归国的歌唱家的生活更增添了喜兴。晓歌记得有次她敲门进入来交房费,穿着云南蜡染土布缝制的衣裳,跟晓歌母亲拉了一阵家常,说起北京小吃,说豆汁还不能接受,但炒肝是最爱,只是那炒肝里虽然有几片猪肝,其实主料是猪肥肠,做法也并不是炒而是烩,可见老北京人好面子,凡事总往好了夸,说着呵呵地笑……
张权小女儿三岁那年,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后来就提倡了一阵大鸣大放。说是可以给领导提意见,帮助整风。转眼到了1957年。是那一年的哪一天?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南边的一栋灰楼,当时是中国文联大楼,从里面走出来一位女士,正是我小哥口中的所谓阿姚,她作为《文艺报》的记者,出发去采访张权。那一天中午,我是不是去北京人艺售票处买吴祖光编剧的《风雪夜归人》的戏票了呢?正在王府井小学上学的吕晓歌,是不是在教室里跟着音乐老师唱那首《让我们**起双桨》呢?而《文艺报》编辑部里,作为编辑部主任的唐因,是在二审谁的稿件呢?他的副手唐达成,是否正在为自己以唐挚的笔名写出了敢与周扬争鸣的《烦琐的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一文,而暗中得意?……
人生的剧本早已写好。就是不能事先偷看以改换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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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滢澄对张权的采访,经她整理,以张权署名方式发表,题目定为《关于我》。张权确实发了一些牢骚。当年我就读过那篇“鸣放”文章。嵌在记忆里的,是张权说起一次她公开演唱后,一位领导这样表达异议:“像张权这样的美国妇女,若是站在人民的舞台上,简直是不能容许的。”这深深刺痛了张权的心。对于这种不给人立锥之地的蛮横指责,难道还不能发牢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