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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斧凿音响熊熊火光（第1页）

§斧凿音响，熊熊火光

1

那一年我十四岁，还在上中学，是一个狂妄的文学爱好者，并不以为自己只该阅读《中国少年报》《少年文艺》，我订阅着《文艺报》《人民文学》，大摇大摆地给各处投稿。但是若遇到打动我的文字，对那作家作品，我是谦卑的，感谢他或她不仅滋润了我的心灵，也教会我如何写作。记得那年暑假，我在《人民文学》杂志上读到了孙犁的中篇小说《铁木前传》，那开篇的文字就吸住了我：“在人们的童年里，什么事物，留下的印象最深刻？……在谁家院里，叮叮当当的斧凿声音，吸引了他们……让那可爱的斧凿声音，响到墙外来吧，让那熊熊的火光，永远在眼前闪烁吧……”记得我是倚在家里**的高枕，一口气把全篇读完的，作者在篇末又以这样的文字与开篇呼应：“童年啊，你的整个经历，毫无疑问，像航行在春水涨满的河流里的一只小船，回忆起来，人们的心情永远是畅快活泼的。然而，在你那鼓胀的白帆上，就没有经过风雨冲击的痕迹？或是你那昂奋前进的船头，就没有遇到过逆流礁石的阻碍吗？有关你的回忆，就像你的负载一样，有时是轻松的，有时也是沉重的啊！……”我理解，这并非是一篇儿童文学作品，所谓“童年”，有超越年龄界定的宽泛含义，这样的作品这样的文风，给予我一种浓酽的命运感。我打那时候就特别喜欢这种小资情调，叶圣陶有篇作品《潘先生在难中》，把小资在社会动**中内心的惶惑描摹得活灵活现，我受小资家庭影响，特理解那种在大时代里感到自身脆弱的情怀。那时读苏联作家的作品，比如盖达尔的《鼓手的命运》，那是儿童文学作品，写一个少先队员受坏人裹胁的一段酸辛经历，最后获救，记得小说末尾写到城市的万家灯火，写到那孩子悬想，那个他并不认识的看门人（可能是这样身份，记不清了），是否也有个女朋友呢？就那么两句，也令我动容。盖达尔在卫国战争中从军牺牲，但名气算是比较大吧，另有一本苏联小说《永远在一起》，是写卫国战争中一群远东贝加尔湖畔的中学生参战的故事，作者奥·哈夫金似始终未成名，但他写的那些远东偏远地区的小生命的喜乐忧伤，竟也让我心旌摇曳。

在读《铁木前传》以前，我并未读过孙犁其他作品。到1959年，我才读了他的《白洋淀纪事》和《风云初记》，他写的都是革命故事，小资应该是革命的争取对象吧，孙犁把革命写得有人情味，我读了后就想，如果革命果真是让人们更加真诚、善良，而且包容一些有缺陷有弱点的生命，构建一个更合理的社会，那真应该投入进去。

2

1977年年底我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短篇小说《班主任》，引出轰动，1978年我参与《十月》的创刊工作，得以在约稿中接触到一些前辈作家，1980年我被北京市文联吸收为专业作家，于是给心仪已久的孙犁写去了求教的信，他很快给我回信：

心武同志：

十月二十日惠函奉悉。刊物亦收到。《江城》我也有，当时见到你的文章，曾函托绍棠同志，代致感谢之意，想已转达。

你的作品，除《班主任》外，还看过一些（去年《上海文学》登有一篇以业余作者访问你为题材的小说，我也看过，恕我忘记了题目）。我以为都是写得很好的。但先有概念，然后组织文章的说法，我不太赞同。等我看过《十月》及《新港》所登的，再和你讨论。我以为，风格是每人各异的，所谓艺术性，也不是划一的。每人有每人的起点，只能沿着起点前进，不必改变自己的基本东西。另约稿太多，也可适当推辞一些，我觉得你们的负荷太重，也于艺术不利。以上只是臆测之词，比较详细的意见，等我看过那两篇作品，再写信给你。我读书很慢，但读得比较认真，时间如果拖得长了，请你谅解。

我身体不好，今年又加上时常晕眩，已经不能从事认真的创作，所写杂文，有时兴之所至，也没有什么分寸，好在一些同志能够宽宏对待，还没有出什么大漏子。不过，以后就是写这种文章，也要慎重了。

你怎么不到天津来玩玩？

专此祝

撰安

孙犁

1980年10月27日

信中提到的《江城》杂志上，有篇我以书信体写成的文章，里面讲到我对《铁木前传》的喜爱，特别是其中小满儿这个艺术形象的塑造，令我惊叹，有着文学启蒙的作用。《上海文学》所刊登的短篇小说是《这里有黄金》。我请他对我《十月》上刊发的《如意》和《新港》上刊发的《写在不谢的花瓣上》加以指正。后来他认真地看了，并且具体入微地进行了点评。

“你怎么不到天津玩玩？”这句话很打动我。我真的很想去天津拜见他。大约在1981年，恰巧林斤澜、刘绍棠、从维熙他们要去天津看望孙犁，我就要求他们把我带上。记得在车站集合时，我说自己此行是去“朝圣”，刘绍棠大为感动，感叹道：“这话怎么说的，朝圣啊！”刘绍棠、从维熙、房树民上世纪五十年代都师法孙犁，和冉淮舟等被称为“荷花淀派”作家；林大哥的小说虽然并无“荷花淀”气息，但他那种特立独行的边缘写作姿态，与孙犁是相通的。那回随林大哥他们到了天津，孙犁在家中接待，他那时住在报社宿舍大院的平房里，房间不算小，格局却很不适宜待客，记得他准备了一桌茶果，大家围桌漫谈。从1956年十四岁景仰他，到1981年我三十九岁算是见到了真佛。那次的会面，于我而言，是终生难忘的。

1986年我中止了专业作家身份，从北京市文联调到中国作协《人民文学》杂志先担任常务副主编，副主编崔道怡是杂志社资深人士，我那篇《班主任》投去后他及时回信加以肯定告诉我已往上报，后来才得以发表；他对前辈作家都比较熟，工作经验丰富，他建议和我一起先往天津约稿，于是我第二次在孙犁家里见到了孙犁，那时他虽然身体不大好，仍表示愿支持我们杂志，我们回京不久，他就寄来一篇风格依旧独特的新散文，我们非常高兴，立即安排刊发。但是，那期杂志上同时也刊发了其他天津名作家的作品，编排时，从目录上看，孙犁作品排第一，翻开杂志看，头一篇却是另外作家的文章。为此孙犁很不满意，他写出短文，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对于杂志这种“平衡术”很不以为然，语含讥讽。虽然每期杂志的选稿、编排大都由其他轮值副主编担纲，我只在大样出来后审读，但目录与内文顺序的不统一，我看大样后并无异议，导致敏感的孙犁见后不满，是有责任的。我见了孙犁在《人民日报》的短文后，也写了一篇短文，意在为杂志社辩护，寄给了当时《人民日报》副刊的负责人袁鹰，希望也予发表，后来袁鹰劝我算了，也就风吹无痕。但这次与我所尊崇的孙犁发生龃龉，终究是桩遗憾的事。我本拟找机会再去天津拜望当面致谦，解释杂志社的苦衷，但1987年以后大形势的发展已经不给我这样的机会。2002年，我六十岁时，得悉孙犁谢世消息，于是，十六岁时捧读《铁木前传》时的那种激动，又涌回心头。

这些年，我不断重读孙犁，积累了不少心得，现在录在下面，供感兴趣的人士参考。

3

孙犁是嵌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作家，但他的作品不因历史的新进程而显得乏味，犹如窖藏老酒，越品越香。

在《白洋淀纪事》里，我特别喜欢他那篇《吴召儿》。孙犁的短篇作品，给我的感觉，文体上是小说、报告文学、散文、随笔、散文诗融为一炉的，《吴召儿》的文本最具这一“文武昆乱不挡”的特色。

孙犁的叙事大多带有自传性，他总是从自己投身抗日救国洪流的具体历程中的某一环节出发，写出他个人记忆里那些难以忘怀的人与事。从个人记忆出发，而不是充当全知全能的革命宣传者、以历史判决者的口气来叙事，这就使得他写下的文本对读者而言具有亲和力。我的青春期正镶嵌在一个越来越狂热的将文学完全纳入宣传的浪潮里，因此，读孙犁的作品，就有一种得以暂时从狂热与宣传中脱逸出来，嗅入文学真气息的舒畅感。

《吴召儿》和《白洋淀纪事》里其他篇什一样，没有宏大叙事，没有顶天立地的英雄人物，他只是勾勒出了那个时代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将自己那活泼泼的生命，自觉地奉献于抗日救亡的民族伟业中。作品中的“我”应该就是孙犁本人，一度是民校识字班的教员，有一次他点名让吴召儿念书，吴召儿念得非常熟快动听，那认真的态度和声音，“不知怎的一下子就印进了我的记忆，下课回来，走过那条小河，我听见了只有在阜平才能听见的那紧张激动的水流的声响，听到在这山草衰白柿叶霜红的山地，还没有飞走的一只黄鹂的叫唤”。在孙犁的个人记忆里，他珍视那些草根生命与其生长的自然环境的契合性，他捕捉到那些一枣一瓜的小镜头，精心地记录下来。鬼子搞“扫**”，抗日力量反“扫**”，“我”担任了一支游击小组的组长，吴召儿被村长指派为这个小组的向导，她竟穿了件显眼的红棉袄跑来，在带领这个小组往神仙山埋伏的过程里，吴召儿一路吃山上的野红枣，望见前头树上挂着大红枣，“她飞起一块石头，那颗枣儿就落在前面地上了”。吴召儿带领这个小组攀登到神仙山顶峰，“钻过了扁豆架、倭瓜棚”，到了她姑家，她让姑煮倭瓜给他们吃，自己主动“从炕头上抱下一个大的来”，又“抓过把刀来把瓜剖开”，说：“留着这瓜子炒着吃。”第二天，真是一寸山河一寸心啊，孙犁写到：“这里种着像炕一样大的一块玉蜀黍，像锅台那样大的一块土豆，周围是扁豆，十几棵倭瓜蔓……在这样少见阳光、阴湿寒冷的地方，庄稼长得那样青翠，那样坚实。玉蜀黍很高，扁豆角又绿又大，绿得发黑，像说梅花调用的铁响板。”而就在这天下午，传来了日寇要实行搜山的消息。一日，敌人进逼，吴召儿从容应战，“我”提醒她“红棉袄不行啊”，她就将那棉袄反穿，棉袄里子是白的，但活像“一只聪明的、热情的、勇敢的小白山羊……她蹬在乱石尖上跳跃着前进，那翻在里面的红棉袄，还不断被风吹卷，像从她的身上撒出的一朵朵的火花，落在她的身后”。

搞政治的人士，热衷于立场路线；重经济的人士，看重财富排行；讲究娱乐的人士，只求花样翻新……他们往往使得评判的标准单一、绝对。但有志于搞真正的文学艺术创作的，应该最忌讳单一、绝对。记得大约1962年左右，那时候一部根据回忆录改编的电影《革命家庭》投入拍摄，但受到很大压力，因为影片里有地下党在上海街头搞“飞行集会”的镜头。从路线上说，那是左倾机会主义的产物，导致了白区共产党组织的重大损失，写党史要予以否定，但文学艺术对之怎么办？夏衍就表达了一个看法，意思是路线错误由党的高层负责，但底下的党员那样勇敢行动，仍是可歌可泣的，因此被敌人杀害的，仍应尊为烈士。我认同夏衍的观点。写作者不必为组织为群体去记忆，他笔下的文字应该是充分个人化的，一个大时代，固然有巨厦长桥，但一瓜一枣的细微存在，也是值得记录的。再读孙犁，愈加佩服他将个性融注进诗化的文本，从侧面、从细微处为时代剪影的功力。

4

不清楚孙犁究竟受到曹雪芹的《红楼梦》多大多深影响，只觉得他和曹雪芹一样，下笔多在女性上聚焦：《白洋淀纪事》里的短篇有许多篇干脆以女性名字命名；中篇小说《铁木前传》里“铁”方的九儿比“木”方的四儿着笔多，也更富心灵深度，更不消说还斜刺里杀出个小满儿，抢足了戏份，令读者回味无穷；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也是女性角色当家。

值得注意的是，孙犁常在作品里以复数来描摹女性。按说写小说这可是险笔，然而孙犁处理得极好，以至这些段落读来不亚于对作品中女主人公的刻画，摇曳多姿，形象鲜活。比如他那最著名的《荷花淀》，水生媳妇是女主角，听水生说第二天就要上前线，正编苇席的她“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但不动声色，保持着平静，以温柔的方式支持丈夫去参加可能会牺牲掉的战斗。全篇对水生媳妇刻画的成功处也无非这么一处。但是，他以复数描绘的白洋淀民兵媳妇，却不断跳脱出生动的细节。他写道：“女人们到底有些藕断丝连，过了两天，四个青年妇女集在水生家里，大家商量：‘听说他们还在这里没走。我不拖尾巴，可是忘了一件衣裳。’‘我有句要紧的话得和他说说。’……‘我本来不想去，可是俺婆婆非叫俺去看看他，有什么看头啊！’于是这几个女人偷偷坐在一只小船上，划到对面马庄去了。”小说后面维系着这样的写法，在写到她们遭遇鬼子的大船，拼力躲进荷花淀，意外发现她们的男人们埋伏在那里面，勇敢地将敌寇击败，并将战利品抛进她们的小船，之后，“几个青年妇女划着她们的小船赶紧回家，一个个像落水鸡似的，一路走着，因过于刺激和兴奋，她们又说笑起来……‘你看他们那个横样子，见了我们爱搭理不搭理的！’‘啊，好像我们给他们丢了什么人似的。’……‘刚当上兵就小看我们，过二年，更把我们看得一钱不值了，谁比谁落后多少呢！’”这些混在复数里描写的女性，并不比那刻意点明是水生的媳妇的女主角逊色。

《铁木前传》里写六儿“个儿适中，脸皮儿很白，脾气儿又好，他在街上成了姑娘们十分喜欢的对象”。六儿的女人缘，孙犁是通过“姑娘们”的复数群像来展现的，十分生动：“夜晚，村里只有他有一筒手电，在街上一晃一晃的，姑娘们嬉笑着围着他：‘看你，六儿，照坏了我的眼！’‘来，六儿，给我拿拿！’在雨天，他有一双钱牌胶鞋，故意穿上去串门儿，谁家的姑娘好看，谁家庭院里积的雨水深，他就特别到谁家去。那家的姑娘在窗户眼儿里看见他进来，就赶紧爬下炕来说：‘六儿，你来得正好，快脱下来给我穿穿，我正要到茅房里去！’……”六儿跟姑娘们讨好，说会替她们进城去买那样的胶鞋，姑娘们表示要先把钱给他，“不用。”六儿说，“买回来，再说吧。”然后孙犁以一句集合**代结束这段情节：“等到买回来，姑娘们只称赞他买的货色好，尺寸合适，就再也不提钱的事了。”

很显然，这样的写法，就超越了笼罩于作品的意识形态，《荷花淀》里“藕断丝连”的女人们，不只是具有抗日情怀，她们对配偶的依恋，化为了主动性的追求，而与六儿套近乎的那些村姑的表现，无关阶级成分，更无关合作化运动，都只体现出普遍人性中的善美与弱点。考虑到孙犁所处的写作年代与环境，那时候主题先行越演越烈，小说中的人物往红黑两极推演，就是写点“弯弯绕”之类的中间角色，也只是为了演绎阶级斗争的“复杂性”而非探究人性的诡谲，因之，他的小说的柔曼笔调，笔下人物的多彩谱系，以及通过复数叙事来勾勒普遍人性的尝试，实在是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