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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覆实证务实（第2页）

以他所倡导的扎实严谨的学风为例，他说，史实的考辨是理论研究的基础，只有对史料深入挖掘，才能找到所谓的“理论”和“规律”，他说，“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相信历史的本来面目是可以认识的”，恢复历史真面目凭借的是“第一手材料”[37]。在治学方法上，他认为，历史研究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充分吸收国外科研方法和学术成果，要反对两种错误的倾向，“看不到海外学者运用新的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可以借鉴，学术上取得了的成果可以引进，无疑是错误的；对海外学者的史学理论、研究方法、发表的作品不加分析地奉为楷模，大加鼓吹，则至少是一种幼稚的表现”[38]。

顾先生是在肯定历史学是一门科学的前提下进行研究的，他说，“历史不是可以随意打扮的小姑娘”，不要认为历史研究过于容易，历史学是一门最硬的学问，尊重客观史实的重要性非常重要，“实事求是地对待学问，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知识相当有限，许多问题仅具一般常识，甚至毫无所知……至于在理论和观点问题上，则遵行‘百家争鸣’的方针，不必强求一律，既不想把个人看法强加于他人，也不想违心地迎合某种思潮或论点”[39]。正是承认历史的客观存在，所以他才不会停滞在“有史料”的低水平层面上，而是要穷尽史料，广征博引、考辨史料，务求信史，使自己的研究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实。

顾先生始终坚持史学的阶级属性，认为史学研究为现实社会服务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任何一部史籍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它当时的政治条件下产生，又反过来为作者所选择的政治服务的”，他说，像郭沫若同志的《甲申三百年祭》，其史学价值就不能简单地从纯史学的角度去衡量，“《甲申三百年祭》是时代的产物，又为推动历史前进做出了贡献。这正是它的优点。史学的科学性，首先在于揭示隐藏在历史现象背后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用以指导现实斗争”[40]。

顾先生的考实细致入微，他的视野始终放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和整个世界范围内，去洞察研究的对象。他说，“应当说微观研究是宏观研究的基础；离开了微观研究成果的综合，所谓宏观研究就将失去科学的依据，变成研究者主观的遐想”。先生认为，在史学研究过程中，一个明清史学者，一定要注意到“明代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和明帝国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改变就事论事，力图从更加广阔的眼界开展明史研究……中国在世界上由先进转为落后大致发生在明中期至清中期这400年间，研究中国和西方社会发展的速度并找出其原因是明清史工作者的重要任务”[41]。

顾先生也非常乐意对一些与自己学术研究密切相关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如近年来，李自成殉难的地点成为地方政府和明史学界关注的焦点。顾先生从崇祯十七年大顺军南撤路线研究入手，利用档案材料，考察李自成牺牲的经过和大致时间，以及牺牲后大顺军的行程路线后得出结论：李自成死于湖北通山县“无可怀疑”[42]。他说，对这些社会热点的争论，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以第一手材料为基础分析论证，以达到揭示历史事实、服务社会的目的。这充分体现了顾先生作为史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史学服务社会的自觉。

顾先生推动了新时期历史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以《南明史》的研究为例，何龄修先生认为，该书“代表南明史研究迄今为止所达到的最高水平……只有顾诚教授《南明史》对南明史全过程和具体问题做了精深的分析、研究。也就是说，只有顾诚教授一人真正前后贯通地、比较透彻地掌握南明史”，他“所提出的一些带理论色彩的学术观点，受到了清史学界的高度重视”[43]。他对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意义、明清易代、人物评价标准以及清前期的社会发展等重大问题提出了凝重的思考，给治明、清史者提出了许多指导性和启迪性意见。[44]秦晖先生认为，顾先生在史学与史识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创造了新的史学研究范式，“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南明史》的史识史论都有鲜明特色……像这样对传统史学、改革前史学与当前流行史学范式都实现了超越的著作，应当说是非常罕见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南明史》本身便可能预示着一种新的史学研究范式的出现，这种意义显然已经超出南明史研究的范围”[45]。

顾先生的实证、求实的治学态度与方法，以及淡泊名利的身体力行，不仅成为创造学术精品的典范，也体现了一位历史学家应有的崇高品格和科学精神。郭小凌先生对《南明史》的评价，也是对顾先生学问人生的评价，他说：“顾诚用自己的《南明史》证明，社会科学中的真理（真实），哪怕是很小的真理，也同自然科学中的真理一样，绝不是一块铸好的硬币，拿过来就能用，同样需要寻找者付出巨大的代价，需要时间、精力和才智的慷慨投入，需要长时间与这个浮躁喧嚣的时代抗衡的勇气。那些靠一知半解、东拼西凑、媚俗媚上、投机取巧等小聪明、小伎俩拼凑学问的人，是永远同真理无缘的。”[46]

（原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1期，有删节）

[1]　陈梧桐（1935—　），福建省安溪县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代表作有《洪武皇帝大传》《朱元璋研究》等。

[2]　顾诚：《我与明史》，转引自《顾诚先生纪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91—404页。

[3]　张越：《顾诚教授访问记》，载《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2期。

[4]　顾诚：《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

[5]　顾诚：《南明史》，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年版。

[6]　顾诚：《李岩质疑》，载《历史研究》1978年第5期。

[7]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页。

[8]　顾诚：《顺治十一年——明清相争关键的一年》，载《清史论丛》第10辑，辽宁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9]　肖黎、李桂海：《中国古代史导读》，文汇出版社1991年版。

[10]　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见《清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

[11]　顾诚：《如何正确评价〈甲申三百年祭〉》，载《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4期。

[12]　顾诚：《如何正确评价〈甲申三百年祭〉》，载《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4期。

[13]　顾诚：《明前期耕地数新探》，载《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

[14]　顾诚：《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15]　张海瀛：《张居正改革与山西万历清丈研究》，附录《山西丈地简明文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9—995页。

[16]　作者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师从顾诚先生。

[17]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师从顾诚先生。

[18]　王梓坤：《悠悠师生万古情》，载《江西教育》1985年9月。

[19]　陈宝良：《学穷本原，行追先哲——顾诚教授学行记》，载[日]《明代史研究》2004年4月。

[20]　顾诚：《我与明史》，载《社会科学评论》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