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同3。
[18]同3。
[19]张缙彦:《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
[20]《春明梦余录》卷二四。
[21]《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
[22]张缙彦:《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关宁调援纪事》说:吴三桂部“于三月十三日进关,请马一万,安歇家口五日,遂无及矣”。
[23]《春明梦余录》卷二四。
[24]《平寇志》卷八。朱由检说“朕有此志久矣”,这句话同满洲贵族军队多次侵入畿辅,明京师数次处于危急的背景有关。
[25]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上,《甲申廷臣传》。
[26]同1。
[27]李邦华明知当时“太原以西已成鱼烂,太原以北势如破竹”,京师“内备外援,一无足恃”,“恃者惟都城崇墉耳”。可是,他却主张“在皇上惟有坚持效死勿去之义”。说什么“方今国势杌陧,人心危疑,皇上为中国主,则当守中国;为兆民父母,则当抚兆民;为陵庙主鬯,则当卫陵庙;而周平、宋高之陋计,非所宜闻”。他先建议让太子早日抚军南京,过了几天不见动静,形势却越来越急,又再次上疏请分封定王和永王于东南太平、宁国等府(在今安徽省南部),用意是避免覆巢之下无完卵,即便北京被农民军占领,朱由检的儿子还可以在南京继统(见《皇明李忠文先生集》卷六,《总宪奏议》)。
[28]《绥寇纪略》补遗中。按,蒋德璟《悫书》卷十二,《阁臣回奏会议名单》中,说“璟奏廷议俱言东宫宜往南监国,上不应”。
[29]蒋德璟:《悫书》卷十二。其他史籍多有“光时亨阻朕南迁,本应处斩,姑饶这遭”一语。蒋德璟的记载是当时正式回奉的原文,应当说比较准确。杨士聪在《甲申核真略》内,力辨光时亨上疏谏阻南迁一事为妄,失之武断。
[30]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建都》条云:“当李贼之围京师也,毅宗亦欲南下,而孤悬绝北,音尘不贯,一时既不能出,出亦不能必达,故不得已而身殉社稷。”孙承泽在《天府广记》卷三四中也说:“上御勤政殿,独召都尉(指驸马都尉巩永固)密商,然真、保之间路已梗塞。”
[31]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上,《甲申廷臣传》作:“通至,骑八千,步倍之,皆极精锐,壁齐化门外。”(齐化门即朝阳门)李长祥自称当时曾经亲往拜访唐通,按他的说法,唐通部下士卒有骑、步二万四千人左右。然而,其他史籍记唐通入卫时,明廷发给犒师银每人五钱,共发银四千两,算来还是八千人。唐通降于大顺军后,奉命领所部兵马前往山海关时,也只有八千人。李氏所记可能有误。
[32]《天问阁集》卷上。《甲申廷臣传》记此语为唐通对作者李长祥所述。
[33]《天问阁集》卷上,《甲申廷臣传》。
[34]明亡前夕,朱由检仍说:“户部既称无饷,内帑业已如扫,各官速为集议。”(见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三四,《成德传》)然而,就连他的亲信大臣也不相信。左都御史李邦华在疏中说:“祖宗设立内帑,原积有余之财以供有事之用。今军兴告急。司农(户部)掣肘,士无重赏,何由得其死力?社稷杌陧,皇上犹吝此余物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窃恐尽捐内帑尚无及于事也。……天下大矣,未有天下乂安而天子患贫者,特恐有力者负之而趋耳。”(见李邦华《皇明李忠文先生集》卷六,《总宪奏议》)朱由检不予批答。
[35]赵士锦:《甲申纪事》。杨士聪《甲申核真略》中记作“陕西五千”。
[36]《国榷》卷一○○。
[37]《国榷》卷一○○。这年正月,给事中孙承泽和光时亨都曾上疏,“求皇上下罪己之诏”,希望他采取停止练饷等实际步骤(见《天府广记》卷十三,光时亨:《王言更新疏》)。
[38]《国榷》卷一○○。《平寇志》卷八,把这件诏书记载于三月初六日,所列大顺政权文武官员还有李振声、杨永誉(裕)、田见秀、杨彦昌、谷可成。又,陈济生《再生纪略》,说这个诏书是三月十四日颁发的;《怀陵流寇始终录》则载于三月初五日,待考。
[39]《皇明李忠文先生集》卷六,《总宪奏议》。
[40]《皇明李忠文先生集》卷六,《总宪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