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些日子,山庐又来了一位妇人。
那妇人四十来岁,头发花白,背着个包袱,拄着一根木棍,脚上磨出了血泡。她敲开山庐的门,问的第一句话是:“这位小哥,可曾见过一个少年?这么高,左眉角有一道疤,出门有三四年了。”
张稔摇了摇头:“没见过。”
妇人的眼神黯了黯,又勉强打起精神:“那……能在你这儿歇歇脚么?我走了两天山路,实在走不动了。”
张稔把她让进屋里,打来热水,让她泡了脚,又给她敷上药,包好脚上的血泡。沈砚在一旁,帮着盛了一碗粥,端到妇人面前。
妇人喝了粥,缓过劲来,才断断续续地说起自己的事。她儿子三年前被征了兵,随军开拔,再没有音信。她等了三年,实在等不下去,便变卖了家里的东西,一路打听,一路找。有人说那支兵往南边去了,她便往南走;走了几个月,又听说那支兵早就散了,她便又折回来。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哪儿。”妇人说着,眼泪便掉了下来,“我就想着,万一,万一他在哪个山旮旯里,我寻不着,他也寻不着我,那这一辈子,就再也见不着了。”
张稔没有接话。他把一碗水放在妇人手边,又退开,坐在门边,安静地听着。
妇人喝完了水,又说了一会儿话。她说起儿子小时候的事,说他淘气,爬树摔断了胳膊;说他念书念不进去,偏爱舞枪弄棒;说他走的那天,天刚亮,她给他煮了三个鸡蛋,让他路上吃。她说这些的时候,眼睛亮了一下,又暗下去:“那三个鸡蛋,也不知道,他吃着了没有。”
沈砚坐在另一边,听着那妇人的话,眉头渐渐皱起来。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张稔没有接话。他起身,去灶上又烧了一壶水,把妇人碗里的凉水,换成了热的。妇人接过去,捧着那碗热水,像是捧着什么暖的东西。
夜里,妇人睡在沈砚腾出来的那间屋里。沈砚抱了一床旧褥子,铺在火塘边,和张稔一人一边,靠着墙睡。火塘里的火,烧得不大,却暖。
“张稔,”沈砚在黑暗里低声说,“你说,她一个人,走这么远的路,怕不怕?”
“怕。”张稔说,“可比起怕,她更想找着儿子。”
“那要是,一直找不着呢?”
“那就一直找。”张稔说,“找着找着,人也就老了。”
沈砚没有再说话。黑暗里,只听见火苗轻微的噼啪声,和屋外偶尔传来的夜鸟声。
妇人歇了一夜。第二日一早,她收拾好包袱,要接着上路。
“大娘,您往哪儿去?”沈砚问她。
“往北走。”妇人说,“有人说,北边有处地方,收拢了不少散兵。我再去那儿问问。”
“北边远着呢。”沈砚说,“您一个人,走这么远的路……”
“远,也得走。”妇人说,“我活着一天,就得找一天。要是哪天真找不着了,那也是我命里该着。”
张稔没有说话。他转身进屋,把一包干粮、一小包伤药,装进一只布袋,递给妇人:“路上用。脚上的泡,破了就用这药敷上。”
妇人接过,又要道谢,张稔摆了摆手:“大娘,路上当心。”
妇人点了点头,拄着木棍,沿着山道,一步一步地走了。她走得慢,走得稳,一步一步,都踩得实实在在。
沈砚站在檐下,看着那妇人的背影,一直看到那背影转过山道,看不见了,才收回目光。
“张稔,”他说,“你说,她儿子,还活着么?”
“不知道。”张稔说。
“要是活着,怎么不捎个信回来?”
“乱世里,信送不到。”张稔说,“活着,也未必能送信。”
沈砚没有接话。他站在檐下,又站了很久,才转身,进屋里去。
那几日,沈砚的话少了许多。他照常和张稔一同劳作,可偶尔,会忽然停下来,望着山外的方向,出神很久。有一回,他蹲在溪边洗药,忽然问:“张稔,你说,这世道,让多少人家,就这么散了?”
张稔没有接话。他蹲在沈砚旁边,把洗好的药,一株一株地码到石板上。
“我从前,总觉得下山去,能做大事,能护一方百姓。”沈砚说,“可今儿看着那大娘,我又觉得,我这想法,是不是太轻了。”
张稔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又继续:“不轻。你心里记着他们,就是重的。”
“可光记着,有什么用?”沈砚问。
“记着,才忘不了。”张稔说,“忘不了,才会真的去做。”
沈砚没有再说话。他蹲在溪边,看着水里的倒影,过了很久,才把那株洗好的药,轻轻放在石板上。
又过了半个多月,山庐来了一位赶路的脚夫,说是顺路讨口水喝。张稔给他倒了水,他喝完了,坐在檐下歇脚,忽然提起:“前些日子,我在北边的道上,见着一个寻儿子的妇人,逢人就打听一个左眉角有疤的少年。她走得慢,可一天也没停过。有人劝她,说寻不着了,回去罢。她说,她儿子要是死了,她得寻着个准信;要是活着,她更得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