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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有时候（第2页）

“因为你是律师？”

“因为我不是。”多纳特转过身来。他那双青色的眼睛在灰白色的光线里显得格外浅，像一片被磨薄了的玻璃。“我的执业资格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效力了。我坐在这个地方，只是因为还没有人把我赶走。只要有人想赶，我随时都会消失。甚至抓紧去。只要他们想。”青年有些无奈地笑了。

“但至少不是现在。”

“是。”他走回办公桌后面，但没有坐下。他站着，双手撑在桌沿上，微微俯身，看着戴维斯。“你刚才说——‘帮助我，也许你能见到那个人’。”

“是的。”

“我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多纳特的眼神里充满了一种复杂与难以言喻的情感。“律师和法律的关系很微妙，有的人觉得我们是在钻空子的蛀虫，有的人，会让我们成为恶魔的辩护，而有时，我们无法站在正义的那方，这是最为痛苦的事，所以法律成了律师自保的武器。”此刻，多纳特也不确定自己脑海里在想些什么，他不耐烦地又敲了敲桌子，或许是想起了多年前在洪堡大学读书的那段日子，无忧无虑，正如群星闪耀之时一样，律师，成为一位伟大的律师，为自己的国家做正义的辩护。“你说吧，我也许能帮上忙。”青年长叹一口气。

“她被控诉了什么？”

“深夜放摇滚乐，和犹太人在院子里跳舞。”

多纳特没有说话。他的手指停在桌面上，像是一个人在听到某件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事情时，会有的那种短暂的、不需要反应的静止。然而，他不禁想起了自己，那个曾在共和国时期组建的地下乐队，真是荒唐又曼妙的人生不是吗，音乐也是有罪的。

“她的亲戚，是报社楼下开乐器行的。”戴维斯补充道。

“所以她几点跳得？”多纳特实在忍不住笑了，“她丈夫不管她吗？”

“凌晨一点，不知道，或许吧。她丈夫自从三年前去了波兰，就没回来了。”

“那也不能这么放肆啊。真是个大胆的女人。”多纳特又转了转手里的笔，“她真是个有脾气的女人。对了，她是雅利安人吗？”

“这该怎么说呢。”戴维斯先生有些犹豫。

“我知道，你要做的事，都是那么危险。”青年的表情渐渐严肃，“虽然我对此并不感冒。但你知道的，要加钱。”他敲了敲桌子。

“她来自卢森堡，是个改名换姓的斯拉夫人。嗯。但是深夜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抽风跳舞。她的亲戚开琴行的被抓起来了。”

“那你为什么要救她。”

“你记得，1933年有一个人，从大厦带走了一批文件吗？”戴维斯先生深吸了一口。

多纳特的手指停了一下。“你说的，是哪一批？”

“那一批，”戴维斯说，“从共和国档案处地下室里，被一个人用一只皮箱带走的。那个人说，他会把它们送到安全的地方。”

“那是科瓦尔斯基，那个联络员，也是琳达的丈夫。”

多纳特感觉心里有什么东西重重地落下。他想起了那位还在监狱里的同事，但自己远没有他那么勇敢。共产国际的人。他在心里默默念道。

“我们，必须要救她。”

多纳特望着窗外渐暗的天光，突然想到拿破仑。在他还是学生时，他在法学院那个大革命的孩子，是《拿破仑法典》的制定者，是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写进法典的人。那是他最喜欢的版本，最渴望的版本。有时，他也会被嘲笑自己像极了司汤达笔下那个对拿破仑狂热的男孩，可是他并不介意。就像他们知道，时代需要一场革命，社会正在进行一次革命，一次战争，一次恢复，而他们律师要做的，就是证明律法。他的心里一直有一股，翻越阿尔卑斯山的那团火，是一个对炮兵军官的崇敬。不幸的事，即使成为了一名律师，他既无法洗去自己档案的过往，也无法拥有和自己爱人相爱的权利。他的政治理想，被时代残酷的碾碎，他赖以生存的社会地位，也在这场看不见圣诞节的战争里，风雨飘摇。

或许他早就开始怀疑，自己为什么要来到柏林。

只是，他一直不敢正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