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岁那年,她想学跳舞。班上的女生都在少年宫学跳舞,穿着蓬蓬裙,转起圈来像一朵朵盛开的花。她站在舞蹈教室的窗外看了整整一个下午,回家以后怯生生地跟母亲提了这件事。
母亲正在缝一件绣品,针尖在布料间穿梭,发出细微的“嗤嗤”声。
“跳舞有什么用?”母亲头也没抬,“你爸的诊所忙不过来,你放学以后去帮忙抓药。”
她去了。中药柜的抽屉有几百个,每个上面都写着拗口的药名——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她花了三个月记住了所有抽屉的位置,又花了半年学会了辨认每一味药材。她的手被药柜的毛刺扎过,被研钵的边缘磨破过,还被熬药的砂锅烫伤过,却从未抱怨过。
有一次她的手被烫了一个水泡,疼得她直掉眼泪。父亲看了一眼,说“抹点牙膏就好了”,然后继续给病人把脉。母亲连看都没看,因为她正在赶一批绣品,赶了一整天了,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林棠自己去厨房挤了牙膏抹在水泡上。牙膏是凉的,水泡是烫的,冷热相遇的时候她倒吸了一口凉气,但没发出声音。她用纱布把水泡包好,继续去抓药。那天下午她抓错了一味药,把白术当成了苍术。父亲发现了,没有骂她,只是把那包药重新拆开,一粒一粒地挑出来。他在挑药的时候,林棠站在旁边,不知道该说什么,可父亲没有怪她。
她学会了不发出声音。
十岁那年,她考了全班第一名。她拿着成绩单回家,站在父亲面前,期待着一句夸奖。父亲正在给一个病人把脉,头也没抬:“嗯。”就一个字。她站在那里,手里攥着成绩单,像一棵被遗忘在角落的盆栽。病人看了她一眼,笑了笑:“林大夫,你家闺女真争气。”父亲这才抬起头,淡淡的看了她一眼。
从那以后,她不再期待夸奖了。
她开始明白,在这个家里,她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项目。一个需要被管理、被控制、被优化的项目。她的成绩、她的行为、她的未来,都是这个项目的KPI。她存在的意义,就是不出错。
不出错,就不会被责备。不出错,就不会被关注。不出错,就可以像空气一样,安安静静地活着。
初二那年,学校组织春游,去县城的一个公园。班上所有同学都去了,只有林棠没去。母亲说春游浪费时间,让她在家复习功课。那天下午,苏晚从春游的地方给她打了一个电话,说公园里有一棵特别大的海棠树,开满了花,好看极了。
“棠棠你下次一定要来!”苏晚在电话那头喊,背景音是同学们的笑声和风声。
林棠说了声“好”,然后挂了电话。她坐在书桌前,翻开课本,开始做题。窗外的阳光很好,照在她的课本上,白纸黑字,刺眼又安静。
她没有哭,她已经不会哭了。
高一那年,学校组织了一次职业生涯规划讲座,请了一个做心理咨询的老师来给学生们讲课。讲座的最后,老师让每个人写一封信——写给十年后的自己。
林棠握着笔,想了很久,一个字都没写出来。
十年后的自己,她想不出来。她甚至想象不出五年后的自己、三年后的自己、明年这个时候的自己。她的人生像一条被画好的线,起点是出生,终点是不知名的远方,中间的点都被标好了——几岁上小学,几岁上初中,几岁考大学,几岁工作,几岁结婚,几岁生孩子。
她知道这些点在哪里,但她不知道在这些点之间的线段上,她会不会笑,会不会哭,会不会在某一个深夜突然觉得——这真的是我想过的生活吗?
她没有答案,她交了白卷。
老师看了她的白卷一眼,没有说什么,只是在她交卷的时候多看了她一眼,像是在看一个有点奇怪但并不打算过问的谜题。
放学后,那个老师叫住了她。“林棠同学,”老师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找我聊聊。不用钱,就是想听听你想说什么。”
林棠站住了。她看着那个老师,老师的眼睛是暖棕色的,像一杯热可可。老师的嘴角有一道很浅的细纹,不是皱纹,是笑出来的那种纹路。林棠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她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音节都挤不出来。
“没关系,”老师笑了笑,“你什么时候想说了,随时来找我。”
林棠点了点头,然后走了。她再也没有去找过那个老师。不是不想,是不会。她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她不知道怎么把自己的那些想法变成语言——那些模模糊糊的、不成形的、像雾一样的东西,怎么把它从胸腔里掏出来,摆在桌面上,让人看见。
她试过。她在房间里对着镜子试过。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张开嘴,想说“我好累”。但声音卡在喉咙里,像一根鱼刺,她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她对着镜子站了十分钟,最后关上灯,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她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准时起床,准时出门,准时到校。课本翻到该翻的页数,笔记做到该做的位置。一切正常。一切如常。
这就是林棠的前十七年。
一条笔直的、没有岔路的公路。两边是灰色的墙,头顶是灰色的天,脚下是灰色的路。她在这条路上走着,不快不慢,不偏不倚,像一个被上了发条的玩具。
她曾经以为这条路没有尽头。她曾经以为她会一直这样走下去,走到灰色的墙变成白色的墙,走到灰色的天变成蓝色的天,走到灰色的路变成彩色的路——但那些变化不会自动发生,如果没有人在墙上开一扇窗,如果没有人告诉她天可以是别的颜色,如果没有人把她的发条拆掉。
直到洛易烬的出现。
林棠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但她知道她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