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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一梦一个副总理的沉浮（第1页）

三年一梦——一个副总理的沉浮

人们还记得他吗？记忆同健忘一样总是有选择的。

被人忘记，不正是他近几年来所追求的结果吗？他好像成功了。也许是因为历史原本健忘。历史果真如此健忘未必是好事，一个丧失了记忆的民族也就失去了过去和未来。也许是因为他当初身居要职时谨小慎微得过分，不显山不露水。虽掌管着全国的工业和交通——国民经济建设中举足轻重的两大块，却从未轰轰烈烈过，从来不是风云人物，人们对他的记忆本来就不够深刻。

他可以安安静静过普通人的生活了。

在我们这个视政治为生命、注重政治履历的国家里，他曾经染了那么一水，可算是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他还能成为真正的普通人吗？

我一直在打听他的消息。

1987年初，天津机械厂召开表彰大会。厂部给为数不多的几个厂级先进人物准备的奖品是纯羊毛毯。当厂长念到孙健的名字时，他脑袋“轰”的一下。20年转了一圈儿，又回来了，跟过去的生活接上了茬儿。当年他曾经多少次上台发言，接受奖状，厂级的、局级的、市级的，先进生产者、红旗突击手、劳动标兵，他获得的荣誉可不少。而如今天机厂的群众又连续三年都选他当先进，但最高只能当到厂级的。厂长们不敢把他的先进事迹往上面报，怕给他帮倒忙，弄巧成拙地被市里批驳，甚至惹出麻烦。不出厂门口就由天机厂的职工和领导说了算。尽管孙健是位奉公守法的公民，是天机厂的中层干部（技术改造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由厂级领导挂名，他抓全面工作），经过党员登记他仍是中共正式党员。但他毕竟是从国务院副总理的位置上走到天机厂来的，这一变动是非常的，不能以实心实意的公事公办去触动政治上的敏感部位。

大礼堂里响起《运动员进行曲》，先进人物该上台领奖了，孙健却犹豫着。前两年发奖都是蔫捅，没有这么张扬，如今人们讲究的是实惠而不是形式。他上台去，有种莫名的不安，怕工人笑话，怕被人议论和指指戳戳。不上台去，又没有理由，也会让别人多心、疑心。事后他对我描述当时是怎样下决心的：

“我是谁？是老百姓。我就应该是我自己，一个普通的干部。不应该把别人以为你是什么样子，应该是什么样子，曾经是什么样子当成你自己。上！”

当他从厂长手里接过奖品的时候，工人们为他鼓掌好长一阵子，其热烈程度在工厂的大会上很少见。有人还站起来喊：

“应该！”

“孙头儿，你这个先进名副其实！”

他又站在台上了，又面对着热情的群众。他没说一句话，笑得像哭。毛毯很暖和，把他的前胸焐热了。他超越了自身的限度，向世界重新证实了他的存在。

人民的记忆就是历史。原来群众一直在关注着他。

1985年初，上面来了精神，孙健可以当个中层干部。厂长把被称为“天机厂重点的重点、天机厂的未来和希望”的那个工程交给了孙健——投资4000万元，全部引进德国的设备，两年后成批生产摩托车发动机。

孙健要求他的办公室成员每天提前十分钟上班，晚十分钟下班，任劳任怨，干实事，讲效率。他自己每天则提前半小时进厂，打水扫地。紧张时他就吃住在厂里。在中国办事之难尽人皆有体会，何况是办一件大事！孙健丢掉所有的心理负担，以一个兢兢业业的业务员的姿态重新打入社会。每天脚不拾闲，上至市政府、各部委、区局等大机关，下至厂矿、街道、个体商贩、农村包工队。用技改办公室干部田大凯的话说：“孙主任不愧见过大世面，到哪儿去都不怵阵。”上级机关里有不少孙健过去的上级、下级和熟人，他忘记了过去，以新的最基层办事员的面目出现，反而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因为谁也不会忘记他曾经是本市管工业的书记，曾经是国务院副总理。是中国人同情弱者的善良天性使然？还是由于欣赏他重新投入生活的勇气？大家都尽力帮助他解决问题。因为人们见惯了能上不能下的干部，下来以后不论是出于骄傲，出于不满抑或是出于自卑，反正是架子不倒，再也不会开辟新的生活领域了。人已经死了，活着的只是他的影子，充其量是个“会走路的骨灰盒”。孙健则相反，处处证明他还活着，有生气。

孙健的妻子摔断了腿，家里无人照顾。吃饭的时候他赶回家做饭，服侍妻子吃完饭，再骑车赶回工厂，该干什么还去干什么。他的风格是中国式的，有传统的毅力，具有献身精神。谨慎细致，不爱激动，不说走板过头的话。不管多累多急多气，从来没有跟人红过脸，吵过架。他好像死过一回，活转来变成了一个宽容的更热爱生活的人。他的声音甚至不带性格特征。每月的奖金发下来他绝对搞平均主义，全室每人一份，数目也一样多。同事的家里有病人。他定去看望。年轻人的爱人生孩子，他会送去小米。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当过大官的孙健为什么没有娇惯坏自己的脾气和身体？工作又苦又累，他根本不觉得苦，反而觉得比过去轻闲多了。他一直在第一线没松过套。当天津市工业书记的时候，他就跑下去看过近600个企业，是第一线的书记。进京后第一次参加国务院会议，周恩来总理给副总理们分工时说：“孙健最年轻（当时他39岁），多到下面跑跑，花三年时间掌握情况，便于今后工作。”他仍然是第一线的副总理。

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盖起了近两万平方米的三层楼主厂房，安装好设备。天津机械厂又一项拿人的产品——摩托车发动机正式投入生产。机械局基建处的同志讲：“这个大楼有一半是孙健的。”

我闻讯找到天机厂，孙健却调走了。现在是中国机械工业安装总公司天津开发区公司的“经营经理”——多么时髦的头衔儿。每月工资升到97元。他当副总理的时候月工资62元，由于单身在京每天补助伙食费九角。1985年之后他连跳三级，才调到了97元。不过，现在这97元也许还不如过去那62元经花。

我打听到了他家的地址，在一个炎热的下午拜访了他。

“没有太大的本事，只混下一个好人缘儿”

我在一大片地震前盖的老楼群中找到了“七十七号”。从外表看这房子实在不怎么样。我向站在楼洞口的一位老太太打听孙健住在几楼，老太太尚未开口，一楼的一个房门开了，是孙健听到声音迎了出来。

我吃了一惊，不是惊奇他有什么变化，而是惊奇他没有变化，与十几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几乎没有什么两样。皮肤黝黑，没有褶子，身材不高，微胖——或者说还称不上胖，只是看上去很结实，且行动利索，有股沉静的力量。生活中悖逆层出，为什么没有给他留下痕迹？至少外表是如此。我真没有想到。

正巧他的妻子庞秀婷也公休在家，怀里抱着才刚出生几个月的孙子。我开玩笑说：

“添丁进口，你好福气。”

这位红旗垫圈厂的工人显出一副老实厚道的气质，却也不无得意：

“大女儿生了个小子。大儿子也得了个小子。”

“你们不是还有个孩子吗？”

“二小子刚上大学二年级。”

“行啊，你们算熬出来了！”

“大女儿高中毕业就参加工作了，大小子大专毕业，二小子上的是本科。”

我咂摸这话的意味。子女的“步步高”是不是说明这个家庭的政治、经济情况正在好转？

他们住着一个偏单元，阴面儿的小房间10平方米左右，搭着一张大床，有几件旧式家具。阳面儿的大房间有14平方米，收拾得完全像个简单的小会议室。除了墙角的两个小书架（里面放着马恩列斯毛刘周朱等经典著作和二十四史）和另一角上的冰箱，其余的家具就全是沙发，一对三人大沙发，一对单人沙发。沙发上罩着套子，扶手和靠背处在套子外面又垫了毛巾，用大号别针固定在套子上。由此也可看出这个家庭的勤俭和风格。屋里很整洁，水泥地面擦得一尘不染。我问孙健：

“你难道还经常在家里召开会议吗？”

他说：“我自己家的人口就不少，到我家里来的人更多。特别是家乡的亲戚朋友，来天津旅游、订货送货、做买卖，不愿住旅馆，都是在我家里安营扎寨。白天，这间屋里可以吃饭待客，晚上打开沙发是两张大床。”

他们夫妇都是河北定兴县人，乡亲自然少不了。陈永贵不是也曾经常为家乡的“旅游团”找旅馆、租车、买票，成了昔阳县和大寨的农民驻北京的办事员吗？

“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本事，几十年来就混下了一个好人缘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