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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光年日记（第2页）

几个月后，哈扎德在采访中说：“刚开始，这只是某种反常的反应时间测试，但不是绿灯亮时你必须按下绿色按钮，而是尽可能去按红色按钮，反之亦然。而刚开始，我真的相信我是在‘服从’信号，原因仅仅是我无法约束我的反射，去做违背本能那么‘困难’的事情。回想起来，我知道那只是在合理化现实，但当时我真的深信不疑。于是我让电脑交换了规则，但当然毫无用处。每次屏显说我要打开快门了——无论它是如何表述这个事实的——我都会去乖乖打开。”

“这让你有什么感觉呢？没有灵魂？机器人？宿命的囚徒？”

“不。刚开始只是觉得……我手笨。不协调。手笨得不管多么努力，都没法儿按下错误的按钮。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整件事开始显得完全……正常了。我不是在‘被迫’打开快门，而是在我想打开快门的时候打开它，并且观察结果——是的，在事件发生前观察它，但这似乎不再重要了。在我知道我会打开它的时候想要‘不打开’它，这就像试图改变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一样荒唐。无法重写历史会让你感到‘没有灵魂’吗？”

“不会。”

“这完全是相同的道理。”

扩展设备的量程很容易。通过让探测器自身在反馈回路中触发快门，两秒钟可以变成四秒钟、四小时或四天。理论上，四个世纪也没问题。真正的难点是带宽。遮挡或不遮挡陈氏星系的视线，一次都只能编码一个字节的信息，而且快门的闪动频率还不能太快，因为探测器需要近半秒的时间才能失去足够的电荷，明确地发出信号供未来曝光。

尽管目前这一代哈扎德仪器的光路长度已经达到一百光年，但带宽依然是个问题。它的探测器由数百万个像素构成，每个像素都足够敏感，能够以兆波特的速率进行调制。这个巨大容量基本上被政府和大公司占用，目的始终没有公之于众，而且他们还想获得更高的波特率。

不过，作为一项与生俱来的权利，地球上的每个人每天都分配到了一百二十八个字节的带宽。使用最高效的数据压缩算法，一百二十八个字节能够编码大约一百个单词；虽说还不足以描述未来的微观细节，但足以对一天内的大事做个总结了。

一天一百个字，一生三百万个字。我的最后一条日记是在2032年收到的，离我出生还有十八年，离我去世一还有百年。学校里教的是下一个千年的历史：饥馑和疾病的结束，民族主义和种族灭绝的结束，贫穷、偏执和迷信的结束。辉煌的时代就在前方。

假如我们的后代说的是实话。

婚礼大体而言就是我所知道的那个样子。伴郎普里亚的一条胳膊挂在吊带上，因为他今天凌晨遭遇了抢劫——十年前我们在高中认识时曾因为此事开过玩笑。

“但要是我不去那条巷子呢？”他说笑道。

“那就让我来替你打断吧。你可不能分流我的婚礼！”

分流是儿童的幻想，是青少年劣等ROM[3]的主题。分流是你龇牙咧嘴、浑身冷汗、咬牙切齿、拒绝参与你知道一定会发生的不愉快事情时发生的事情。在那些ROM里，在纯粹的精神训练和情节发展的伟力作用下，不讨人喜欢的未来会被魔术般地转移去另一个平行宇宙。喝特定品牌的可乐似乎也有帮助。

在现实生活中，随着哈扎德仪器的出现，犯罪、自然灾害、工业与交通事故以及多种疾病所致的死亡和伤残率确实急剧下降，但这些事件并没有被预测和自相矛盾地被“避免”，它们只是在来自未来的报告中变得越来越少——事实证明，这些报告与来自过去的报告一样可靠。

不过，少量“看似可避免”的悲剧依然存在，明知自己会卷入其中的人以不同方式做出反应：有些愉快地咽下他们的命运；有些在梦游所谓的信仰中寻求安慰（或麻醉）；极少数人屈服于ROM里一切愿望都能得到实现的幻想，一路踢打尖叫着走向终点。

当我如期在圣文森特医院的急诊室里见到普里亚时，他浑身是血，颤抖不已。如同预言中的那样，他的胳膊断了。袭击者还用瓶子折磨了他，割破了他的双臂和胸部。我站在他的病床边，头晕目眩，开过的所有愚蠢玩笑随着胃酸一起涌上来，呛得我难以呼吸，我无法摆脱那种罪恶感。我骗了他，骗了我自己——

医生给他注射止痛药和镇静剂的时候，他说：“詹姆斯，我不会多说什么的。我不会描述情况有多么可怕，我不想吓死小时候的我。你也最好别乱说。”我使劲点头，发誓说我不会的；这当然是多此一举，但我可怜的朋友已经在说胡话了。

到了总结当天大事的时候，我尽职地重复了我对朋友遇袭的轻松描述，早在我认识他之前，我就记住了这段话。

尽职？还是仅仅因为这个循环已经闭合，因为我别无选择，只能写我已经读到的内容？还是……两者都对？归纳动机是个奇怪的活儿，但我确定它一向如此。知道未来并不等于我们已经被踢出了塑造未来的方程式。有些哲学家还在唠叨“自由意志的丧失”（我猜他们也控制不了自己），但我一直没能找到一个有意义的定义，能告诉我他们认为这个有魔力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未来从来都是已决定的。除了每个人独特而复杂的遗传因素和过往经验，还有什么能够影响人类的行为？我们的本质决定了我们的行为——我们还有可能要求什么更巨大的“自由”呢？假如“选择”不是绝对基于因果关系，那决定其结果的又是什么呢？难道是大脑里的量子噪声产生的无意义的随机伪信号？（这个理论曾经风行一时——在量子不确定性被证明仅仅是古老的时间对称世界观下的人工造物之前。）或者被称为灵魂的神秘学理念？但假如是这样，究竟是什么在支配它的行为呢？形而上学的法则和神经生理学的法则一样充满漏洞。

我认为我们没有失去任何东西；正相反，我们得到了我们从来没有过的唯一一种自由：我们现在的本质不但由过去塑造，也由未来塑造。我们的生活就像被拨动的琴弦一样在共鸣，时间中向前和向后流动的信息在碰撞之下形成了驻波。

信息，还有反信息。

艾莉森趴在我的肩膀上看我打字。“你肯定是在开玩笑吧。”她说。

我的回应是按下检查按钮——这是个毫无必要的摆设，但从未阻止过任何人去使用它。我刚刚输入的文字百分之百符合已经收到的版本（人们讨论过要自动化整个过程——传送必须传送的文字，不需要任何人工干预——但一直没人这么做，所以这也许是不可能的）。

我点击保存，把今天的日记烧录在芯片上，我死后不久它就会被发送出去，然后我说——麻木地、愚蠢地（也是不可避免地）：“要是我提醒了他呢？”

她摇摇头。“那你就已经提醒他了。但事情依然会发生。”

“也许不会。为什么生活的结果不可能比日记更好或更坏？为什么结果不可能是我们捏造了整件事，而他根本没有受到攻击？”

“因为就是不可能。”

我在写字台前又坐了一会儿，瞪着我无法撤回和永远不可能撤回的文字。但我的谎言是我承诺会说的谎言，我做了正确的事情，对吧？多年来我一直知道我会“选择”写什么——但这并没有改变一个事实：决定这些文字的不是“命运”，也不是“宿命”，而是我的本质。

我关掉终端，起身开始脱衣服。艾莉森走向卫生间。我对着她的背影喊道：“咱们今晚会**吗？还是不做？我的日记里没说。”

她大笑：“詹姆斯，你别问我。是你坚持要记录这种事情的。”

我坐在**，心烦意乱。这毕竟是我们的新婚之夜，我当然能读懂潜台词。

但我一直不太擅长临场发挥。

2077年的澳大利亚联邦选举是五十年来各方选票最接近的一次，在未来近一个世纪内也将是如此。十几名独立候选人（包括一个新的无知异端的三名成员，这个派别名叫“上帝避开他的视线”）实现了权力的平衡，但确保政府稳定运转的交易早已达成，熬过四年任期不在话下。

我猜这场选战也是近期记忆或短期预期中最激烈的一次。即将成为反对党领袖的竞选人不厌其烦地列举新总理将会打破的承诺；后者则利用对手在21世纪80年代中期担任财长期间造成的烂摊子的统计数据来进行反驳。（经济学家还在争论将要到来的大衰退的原因。大多数人声称那是21世纪90年代大繁荣“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而市场以其超越时间的无穷智慧，将会已经选择所有可能的未来中最好的一个。就我个人而言，我怀疑这无非证明了即便能预见未来，对于无能，我们依然毫无办法。）

我常会思考政客说话时会想什么，自从他们的父母第一次向他们展示未来—历史的ROM并解释了以后会发生什么后，他们就知道了自己会说什么。普通人无法承担回送动态视频的带宽，只有值得关注的角色才要被迫面对他们人生的详细记录，而不留任何模棱两可或转弯抹角的余地。当然了，摄影机也会撒谎——数字视频造假是全世界最简单的事情——但绝大多数时候，它们没有撒谎的动机。人们发表（看似）慷慨激昂的选举演说，尽管他们知道这么做其实并没有任何意义，而我对此也不觉得惊讶；我读过相当多的过去历史，明白政治这东西一向如此。然而我还是很想知道，他们在采访和辩论、国会质询和党内会议上对口型的时候，脑子里究竟在思考什么。而这些景象被拍摄成高分辨率的全息影像并送回过去，他们事先知道自己会说的每一个音节、会做的每一个手势，会不会觉得自己沦为了被扯动着抽搐的木偶？（不过即便是这样，情况恐怕也还是一成不变。）或者，自我合理化还是一如既往地顺畅和高效？毕竟，每天晚上我在填写日记的时候，同样受到严格的约束，但我（几乎总是）能够找到足够好的理由，写下我知道我会写下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