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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金（第2页）

他们义务性地做了一次环球旅行，同时建造了一座简朴的屋子。他们资助了亲戚朋友几十万澳元（比尔的父母连一分钱都不肯要，但他的兄弟姐妹和安吉拉的家人拿得毫无顾虑），剩下的钱依然超过四千五百万。购买他们真心想要的消费品并不能让这笔钱显著减少，而两人对镀金劳斯莱斯、私人喷气机、凡·高画作和钻石都没什么兴趣。他们分出一千万做最稳妥的投资，就足以过上奢华的生活，是拿不定主意而不是贪婪让他们没有立刻把差额捐给值得帮助的事业。

在一个政治、生态和气候灾难肆虐的世界上，可以做的事情多得数不胜数。哪个项目最值得他们的赞助呢？拟建的喜马拉雅水电工程？因为它能让孟加拉国不至于被因温室效应而涨水的洪泛河流淹没？为非洲北部的贫瘠土壤改良更耐旱的作物？从跨国农业公司手中买回巴西的一小部分土地，它就可以在种植而不是进口粮食的同时减少外债了？想办法降低本国原住民依然高企的婴儿死亡率？三千五百万澳元能够实打实地帮助这些事业中的任何一项，但安吉拉和比尔过于担忧他们能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因此一再推迟做出决定，时间就这样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地过去。

与此同时，由于摆脱了财务方面的约束，他们开始尝试生儿育女。两年的徒劳无功之后，他们最终开始寻求医学帮助，医生说安吉拉对比尔的**产生了抗体。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两人都不是真正的不育症患者，他们可以提供配子制造试管婴儿，而安吉拉可以怀孕生产。唯一的问题在于，谁来实施这一整套程序呢？

正确的答案只有一个：金钱能买到的最优秀的生育专家。

萨姆·库克是最优秀的，至少也是最广为人知的。过去这二十年间，在多胚胎植入早已不再是确保成功的必要条件之后，他还一直在帮助不孕不育的女性一次生下多至七名婴儿（媒体不肯为五胞胎以下的案例竞争独家报道权）。他的同侪拍马也赶不上他在质量控制方面的名声。他精通分子生物学，就像他精通妇科、产科和胚胎学。

正是质量控制让这对夫妻的计划变得更加复杂。为了办理结婚证，他们把血样送去检验，一名普通的病理学家只筛查了一些极端病症，如肌肉萎缩症、囊性纤维化和亨廷顿氏病等。人类潜能公司装备了最新的所有探查手段，比普通机构彻底千百倍。结果他们发现，比尔携带的基因使他们的孩子容易患上抑郁症，而安吉拉携带的基因可能让孩子患上多动症。

库克向他们列举各种选项。

一个解决方案是使用所谓的TPGM，也就是第三方遗传物质。人类潜能公司用的绝对不是什么陈年垃圾货，他们拥有大量诺贝尔奖获奖者的**；尽管没有相应的卵子——采集卵子要困难得多，而且大部分获奖者在获奖时都早就过了六十岁——但备有血液样本，实验室可以从血液中提取染色体，用人工手段将二倍体转为单倍体，然后插入安吉拉提供的卵子。

另一个解决方案则昂贵得多，他们可以坚持使用自己的配子，用基因疗法来纠正偏差。

他们讨论了两个星期，但做出选择并不困难。TPGM所生孩子的法律地位依然是一团糟——哪怕在澳大利亚的各个州，一团糟程度都只是略有不同，更不用说在各个国家了——另外，只要有可能，他们当然都希望有个在生物学上属于自己的孩子。

他们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安吉拉解释完上述原因之后，向库克透露了他们的财富规模，这样库克就不需要为了经济原因考虑偷工减料了。他们一直没有公开他们就是大奖的获得者，但这个人即将为他们创造奇迹，向他隐瞒任何秘密似乎都是不应该的。

库克对他们说出的秘密泰然处之，然后祝贺他们做出了明智的决定。但他抱歉地补充道，由于他对他们的财务情况一无所知，他有可能误导了他们，使他们对他能够提供的服务产生了有限的看法。

他们既然已经选择了基因疗法，怎么会不全心全意地投入呢？把一个孩子从失调中拯救出来，为什么又要用平庸来诅咒他或她呢？而他们明明可以做得更多更好。他们有钱，人类潜能公司有设施和技术，创造一个真正的超凡儿童根本不在话下：聪明、有创造力、魅力四射。相关的基因多多少少都已经被确定了，而适时注入研究资金——比方说两三千万澳元——能够非常迅速地厘清头绪。

安吉拉和比尔交换了一个难以置信的眼神。三十秒之前，他们还在说一个健康的正常婴儿。现在对方**裸地对他们的钱袋子打起了主意，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库克只当没看见，继续说了下去。当然了，这么一笔捐赠必须得到纪念，公司会把大楼内的L。K。罗宾逊玛格丽特·李杜恩赛德扶轮社实验室改名为安吉拉与比尔·库珀L。K。罗宾逊玛格丽特·李杜恩赛德扶轮社实验室，并通过合同确保在此项研究产出的所有科学论文和媒体稿里提及他们的慈善事业。

安吉拉憋笑憋得咳了起来，比尔盯着地毯咬住腮帮子。想到要加入这座城市令人厌恶、热衷于自我推销的慈善名流行列，两人都觉得这个前景和吃自己的粪便一样诱人。

但是，叉子还有第三个尖头。

“这个世界，”库克说，突然变得严肃和阴郁，“是个烂摊子。”两人傻乎乎地点头，依然在强忍笑意——他们完全同意，心想医生现在是不是要劝他们干脆别养孩子了。“这颗星球上的生态系统不是已经被推平，就是正在死于污染。气候变化超过了我们改造基础设施的速度。物种大批消失，人们在饿肚子。过去十年内死于战争的人比上个世纪加起来的都多。”两人再次点头，这次端正了态度，但话题的突然转向依然让他们摸不着头脑。

“科学家在做他们力所能及的所有事情，但这还远远不够。政治家的处境也一样。非常可悲，但也不足为奇：他们与害得我们陷入这个烂摊子的那些人只隔了一代。我们能指望什么样的孩子来避免、来消除——来彻底超越——他们父辈的错误呢？”

他停顿片刻，然后突然露出近乎神圣的灿烂笑容。

“什么样的孩子呢？一个非常特殊的孩子。你们的孩子。”

20世纪末，分子优生学的反对者能依赖的武器基本上只有一件，那就是指出当代趋势与历史上的下作行径之间的相似性：19世纪以颅相学和面相学为首的伪科学，被发明出来就是为了支持关乎种族和阶级差异的偏见；纳粹有关种族优劣的意识形态，直接结果就是大屠杀；激进的生物学决定论思潮基本上限制在学术期刊的纸面上，但因为企图让种族主义成为科学承认的事实而臭名昭著。

然而在接下来的这些年里，种族主义的色彩逐渐褪去。基因工程催生了大量对人类极为有益的新药和疫苗，几十种曾经棘手且往往致命的基因疾病也有了治疗方法，偶尔甚至能被治愈。宣称分子生物学家（就好像他们万众一心似的）妄图创造一个属于雅利安超人[1]的世界（就好像这是唯一有可能滥用科技的方向），这简直荒谬得可笑。利用过往恐惧来夸夸其谈的人们失去了弹药。

到了安吉拉和比尔考虑库克提议的这个时代，占据优势的言论几乎与十年前的风潮刚好相反。践行者称颂现代优生学为反对种族主义神话的力量。个体的遗传特征才是最重要的，需要按照其价值进行“客观”评估，而曾被称为“种族特性”的历史特征组合不再受到现代优生学家的关注，正如国境线之于地质学家。谁会反对降低能够致残的基因疾病的发生率呢？谁会反对降低下一代对动脉硬化、乳腺癌和中风的易感性，提高他们对紫外线、污染和压力（核辐射沉降物就更不用说了）的耐受性呢？

至于培育一个超级出色的孩子，让他她来解决全世界的环境、政治和社会问题……这么高的期待未必能够成真，但试试看又有什么不好呢？

但话虽如此，安吉拉和比尔想到要接受库克的提议，依然心存警觉，甚至隐约有一丝负罪感，而他们也不太清楚这是为什么。是的，优生学仅限富人享受，但几百年来最尖端的医疗进展也是如此。没人会仅仅因为世上大多数人无力支付费用就拒绝接受最新的手术或药物治疗。他们的逻辑是，他们的光顾能够帮助缩短那漫长而缓慢的转化过程，让每一个人的孩子都能享受广泛的基因治疗。好吧……至少是最富裕的国家的中上阶层的每一个人。

他们回到人类潜能公司。库克陪同两位VIP参观各种设施，向他们展示会说话的海豚和大脑皮层的切片，但两人还是没有被说服。于是他给了他们一张问卷让他们填写，请他们描述他们想要的孩子的规格，他说，这也许能让他们的选择变得更加具体。

库克扫了一眼表格，皱起眉头。“你们没有回答所有的问题。”

比尔说：“我、我、我们不——”

安吉拉让他别说了。“我们想把一些细节留给概率。有问题吗？”

库克耸耸肩。“技术上当然没有。只是觉得有点儿遗憾，你留白的一些特性有可能对尤金的人生历程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这正是我们选择留白的原因。我们不想安排好所有的细节，不给他留下任何空间——”

库克摇摇头。“安吉拉呀安吉拉！你看问题的角度不对。拒绝做出决定并没有给尤金以人身自由，而是在剥夺他的自由！放弃责任不会让他有能力为自己选择什么，却可能让他受困于未必理想的特性。咱们来过一遍这些没有回答的问题吧？”

“好的。”

比尔说：“也许概、概、概率也是自由的一、一、一部分。”库克没有理会他。

“身高。你们真的一点儿也不关心他的身高吗？你们俩都远低于平均水平，所以你们肯定认识到了身高造成的劣势。你们难道不希望尤金过上更好的日子吗？”

“体形。我跟你们实话实说，你是超重的，而比尔相当瘦弱。我们可以给尤金一个先发优势，帮他拥有社会最认可的那种体形。当然了，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生活方式，但我们可以影响他的饮食和运动习惯，比你能想象的有用得多。我们可以让他喜欢或不喜欢某些食物，可以让他对运动中产生的内啡肽具有最高的敏感性。”

“阴茎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