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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亲姐妹（第1页）

血亲姐妹

我们九岁那年，保拉认为我们应该划破大拇指，让我们的血液流进彼此的血管。

我嗤之以鼻。“费这个事儿干什么？我们本来就流着一样的血。我们是血亲。”

她不为所动。“我知道。这不是重点。重要的是仪式本身。”

午夜时分，借着一根蜡烛的微光，我们在卧室里施行仪式。她用烛火给针头消毒，然后用纸巾蘸着唾沫擦掉烟灰。

我们把黏糊糊的微小伤口贴在一起，吟诵一本三流儿童小说里的可笑誓词，保拉吹灭烛火。就在眼睛还忙着适应黑暗的时候，她又自作主张地低声加了一段：“现在我们会梦见同样的梦境，分享同样的爱人，在同一个小时死去。”

我想愤慨地说“以上都是假的！”，但黑暗和熄灭烛火的气味把抗议憋在了我的喉咙里，而她的誓言没有被推翻。

帕卡德医生说话的时候，我把病理学报告一折二，二折四，执着地想要对齐页边。报告太厚了，我无法折得足够整齐。报告里有我骨髓中增生的畸形淋巴细胞的显微照片，也有引发疾病的病毒的RNA序列的部分打印件，一共有三十二页之多。

相比之下，依然放在我面前桌上的处方却薄得可笑，几乎没有实体。两者完全不相配。上面传统的（难以解读的）多音节草书仅仅是个装饰，药物的名称可靠地加密列在底下的条形码里，药房不可能给我发错误的药物。问题在于，这是能够帮助我的那种药物吗？

“听明白了吗，里斯小姐？还有什么不懂的吗？”

我竭力集中注意力，使劲儿用大拇指按住一条不肯屈服的折痕。她坦白地解释了我的情况，没有使用术语或委婉语，但我依然觉得我漏掉了什么至关重要的细节。她每一句话的开头似乎不是“这种病毒”会如何如何，就是“这种药物”能如何如何。

“有什么我能做的吗？我本人？能……提高治愈率的？”

她犹豫片刻，但时间不长。“不，真的没有。除此之外，你非常健康。请坚持下去。”她从办公桌里面起身，想要打发我离开，而我开始惊恐发作。

“但是，肯定还有什么办法吧？”我攥紧椅子的扶手，像是害怕她会用蛮力把我拉走。也许她误解了我，也许是我没说清楚。“我应该……停止吃某些食物吗？多参加体育运动？多睡觉？我是说，肯定有什么因素能造成改变。无论是什么，我都会照着做的。求求你，告诉我吧——”我的嗓子几乎哑了，我尴尬地转开视线。绝对不能再这么胡言乱语了。绝对不能。

“里斯女士，我非常抱歉。我能理解你的感受，但蒙特卡洛病就是这样的。事实上，你的运气好得出奇，世卫组织的电脑发现全世界有八万人感染了同一个病毒变种。尽管这个市场不足以支持专门研究，但足以说服制药公司在数据库里搜寻有可能成功的药物。事实上，很多人感染的病毒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就只能靠自己了。你想象一下医药业能给他们多少有益的建议吧。”我终于抬起头，发现不耐烦破坏了她脸上的怜悯表情。

我拒绝因为我的不知感恩而觉得羞愧。我确实出了丑，但我依然有资格说话。“这些我全都明白。我只是觉得也许还有什么是我能够做的。你说这种药也许能成功，也许不能。假如我能为抗击这种疾病献出一分力量，我会觉得……”

觉得什么呢？觉得我更像一个活人，而不是一根试管？一个被动的容器，供神奇的药物和怪异的病毒在里面斗个你死我活？

“……更好。”

她点点头。“我知道，但请你相信我，无论你做什么，都不可能有任何区别。你就像平时一样照顾好你自己吧。别得肺炎，别突然增加或减少十公斤体重，别做任何不寻常的事情。曾经暴露在这种病毒之下的人肯定数以百万计，你得病而他们不得病的原因纯粹是遗传性的。能不能治好恐怕也是这样。无论你是开始吃维生素还是不再吃垃圾食品，决定药物对你是否起作用的生物化学作用都不会改变，而我必须提醒你一句，去吃那些所谓的‘奇迹疗法’食谱只会让你生病。卖那些玩意儿的江湖骗子都该进监狱。”

我使劲儿点头表示同意，感觉愤怒使我涨红了脸。欺诈性的治疗方法一直是我最厌恶的东西，尽管现在我终于算是明白了蒙特卡洛病的其他患者为什么会花大价钱去买这些东西：稀奇古怪的食谱、冥想课程、芳香疗法、自我催眠磁带等。兜售这些垃圾的人是那种最恶劣的什么都不信的寄生虫，我一直认为他们的顾客要么是天生容易轻信，要么是绝望得主动放弃了智力，但实际情况没那么简单。当你的生命受到威胁，你当然想殊死一搏——用你的每一分力量、你能借到的每一块钱、你清醒的每一个时刻。一天三次、每次吃一粒药，这实在不够努力——而最懂人性的骗子给你的计划总是足够艰辛（或者足够昂贵），因此患者会觉得他们参与了生死关头所需要的那种斗争。

这一刻共同的愤怒彻底扫清了所有气氛。我们终究是在同一个战壕里的，而我表现得像个孩子。我感谢帕卡德医生抽时间帮我看病，然后拿起处方离开诊所。

但是，在去药房的路上，我发现我更希望她对我撒谎——对我说假如我每天跑十公里，每顿饭生吃海带，我的生存率就会大大增加——但随后我愤怒地回过神来，心想：我真的希望她“为了我好”而欺骗我吗？假如根源是我的DNA，那就是我的DNA好了。无论真相多么难以接受，我都应该希望听到实话——而且我应该感谢医生已经放弃了以前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作风。

这个世界得知蒙特卡洛计划的时候，我只有十二岁。

一个生物战研究小组（离拉斯韦加斯只有一箭之遥，不过是新墨西哥的拉斯韦加斯，不是内华达的赌城）得出结论：设计病毒实在太辛苦了（尤其是星战小子们永远霸占着超级计算机的时候[1]）。既然已经被时间证明有效的盲目突变和自然选择就是所需要的一切，为什么要在这些事情上浪费许多博士生花了加起来几百年的时间（事实上，为什么要浪费任何智力）呢？

可想而知，研究速度大大地加快了。

他们开发了一个三组件系统：细菌、病毒和改造过的人类淋巴细胞系。病毒基因组的稳定部分允许它在细菌中繁殖，而其余部分的快速变异是通过破坏转录错误修复酶实现的。淋巴细胞经过改造，极大地提高了有幸感染它们的所有变异株的繁殖成功率，使其超过仅限于利用细菌繁殖的那些变异株。

理论上，他们会复制几万亿份这个系统，就像一排又一排的微型生物发牌机，这些系统在地下实验室默默运作，只等收获大奖的时刻到来。

他们的理论还需要全世界最优秀的隔离设施，以及五百二十个人全都严格遵守正规程序，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没有一瞬间的疏忽、怠惰和健忘。显而易见，他们甚至没去计算如此愿景实现的可能性。

那种细菌按理说无法在人工创造的实验室条件之外存活，但病毒的一个变异株帮了细菌一把，填补了被剪除的基因，从而使细菌不再脆弱。

管理人员浪费了太多时间使用各种无效的化学药剂，最后才硬下心肠来夷平实验室所在的地点。然而到了那个时候，风已经让人类的一切行动都变得无关紧要了——除非熔化五六个州，然而在选举年，这不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最初的传闻称全人类将在一周内灭亡。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混乱、劫掠和自杀（通过电视屏幕上的二手资料。我们所在的居住区相对而言还算平静——说是麻木也行）。世界各地纷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飞机被机场拒之门外，早在泄漏前几个月就离开母港的船只在码头被烧毁。为了保护公共秩序和大众健康，所有国家都匆忙颁布了严苛的法律。

保拉和我停课在家待了一个月。我提出教她写程序，她不感兴趣。她想去游泳，但海滩和游泳池全都关闭了。就在那年夏天，我终于成功地黑进了五角大楼的一台电脑，尽管仅仅是办公用品采购系统，但得到了保拉应有的崇敬（另外，我俩都没想到回形针有可能那么值钱）。

我们并不相信我们会死——至少不会在一周之内全都死掉——而我们猜对了。歇斯底里平息之后，人们很快发现逃逸的仅仅是病毒和细菌，如果没有经过改造的淋巴细胞对选择过程进行微调，病毒已经从最初致死的毒株中变异出来了。

然而，这对愉快共生的小家伙如今在世界各地到处都是，没完没了地搞出新的变异株。这些变异株中只有一小部分能够感染人类，也只对被感染者里的一小部分人来说是致命疾病。

每年只有百人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