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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亲姐妹（第2页）

回家的列车上，无论我朝哪个方向转，阳光都似乎直射我的眼睛——不知道为什么，车厢里的每一个表面都在反射阳光。强光使我一整个下午越来越严重的头痛变得不堪忍受，于是我抬起手臂遮住眼睛，低着头面对地板。我的另一只手紧紧攥着一个棕色纸袋，里面是一小瓶红黑两色的胶囊，这种药也许能拯救我的生命，也许不能。

癌症。病毒性白血病。我从口袋里掏出揉皱的病理学报告，从头到尾又翻了一遍。最后一页没有神奇地变成大团圆结局，肿瘤学专家系统没有宣称百分之百能够治愈。最后一页只是所有检测的账单，两万七千块。

回到家里，我站着那儿，盯着我的工作台。

两个月前，一次例行的季度体检（我的医保公司要求的，他们永远想扔掉不挣钱的病人）揭示了疾病的初期迹象，我向自己发誓说我会继续工作，继续过我的生活，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沉迷于借钱狂欢、环球旅行或某种自毁胡闹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吸引力。这种临终冲动相当于承认失败。我要用环球旅行来庆祝病愈，而不是他妈的得病。

签了合同的工作堆积如山，而病理学检验的账单已经开始计息。尽管我需要分散注意力，也需要挣钱，但我还是呆呆地坐了三个小时，除了思考命运什么都没做。与散落于世界各地的八万个陌生人同呼吸共命运，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安慰。

然后我突然想到了——保拉。既然遗传学原因使我易感，那么她也一样。

作为同卵双胞胎，我们在各过各的生活这方面做得还不赖。她十六岁离家，游历非洲中部，拍摄野生动物，冒着更大的风险拍摄盗猎。然后她去亚马孙，卷入了当地的地权斗争。在此之后，情况就有点模糊了。她总想告诉我她的最新历险，但她行动得太快，我迟缓的内心印象实在跟不上。

我从没离开过这个国家，我甚至十来年没搬过家了。

她只是偶尔回家，而且总是在来往不同大陆的途中，但我们通过电子手段，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她在玻利维亚的监狱里被收走了卫星电话）保持联系。

跨国电信公司都提供一种昂贵的服务，尽管你事先不知道要联络的对象位于哪个国家，你依然可以与对方通话联系。广告说这个任务困难得不可思议；但事实上，每一部卫星电话的位置都记录在一个中央数据库里，这个数据库从所有区域性的卫星汇集信息，从而持续更新。由于我凑巧“获得”了查询那个数据库的访问代码，我可以直接打电话给保拉——无论她在哪儿都一样，不需要支付可笑的附加费用。这更像是一种怀旧行为，而不仅仅是吝啬；这点儿微不足道的黑客行径是个象征性的姿态，证明尽管我即将步入中年，但还没堕落得守法、保守和无趣。

我早就把整个过程自动化了。数据库说她在加蓬，程序计算了当地时间，判断22:23还是个文明人会打电话的时间，于是打了过去。几秒钟后，她出现在了屏幕上。

“凯伦！你还好吗？你看上去糟透了。我以为你上周会打给我的——发生什么了？”

图像非常清晰，音频干净而不失真（非洲中部有可能缺少光纤线路，但地球同步卫星就在头顶上）。我第一眼看见她，就确定她没有感染病毒。她说得对，我看上去像个活死人，而她一如既往地活力四射。她在户外度过了半生，所以她的皮肤比我的衰老得快，但她身上永远笼罩着能量和果决的光环，足以弥补损失。

她离镜头很近，因此我看不清背景，但似乎是个玻璃纤维搭的小屋，点着两盏防风暴灯，比普通帐篷高一个档次。

“对不起，我刚才没看位置。加蓬？你不是在厄瓜多尔吗？”

“对，但我认识了穆罕默德。他是植物学家，来自印度尼西亚。说起来，我们是在波哥大遇见的，他正要去墨西哥参加研讨会——”

“但是——”

“为什么来加蓬？因为这是他的下一站。这儿有一种真菌在侵袭作物，我忍不住要跟来看看……”

我不明所以地点点头，听了十分钟曲折的剧情，但没怎么用心。三个月后，这一切都会变成上古史。保拉以自由职业的大众科学记者身份谋生，在全世界跑来跑去，为杂志撰写文章，为电视节目写脚本，介绍最新的生态灾难。实话实说，我非常怀疑这种过度简化的生态胡话对这颗星球能有什么好处，但她确实过得非常快乐，为此我很羡慕她。我不可能过她那种生活——在任何意义上，她都不是我“有可能会成为”的那种女人——然而尽管如此，有时候在她眼睛里看见我十几年来都没体验过的纯粹兴奋，我还是会觉得心里一痛。

她滔滔不绝的时候，我在忙着胡思乱想。她突然问我：“凯伦？你到底要不要说出了什么事？”

我犹豫片刻。我本来不打算告诉任何人的，甚至是她。现在我打给她的理由也显得很荒谬了——她不可能得白血病，那是无法想象的。然后，我甚至没有意识到我做了决定，就不由自主地开始用沉闷而单调的声音讲述这一切。我以奇异的疏离感看着她的表情发生改变：震惊、同情、突如其来的恐惧，因为她意识到了（换我是她，不可能这么快）我的困境对她来说代表着什么。

接下来的事情比我想象中还要尴尬和痛苦。她对我的关心当然是真诚的，但假如她对自身处境的担忧没有立刻开始侵扰她，那她就不是凡人了，而知道这一点之后，无论她怎么大呼小叫，看上去都是那么做作和虚假。

“你找到好医生了吗，你能信任的医生？”

我点点头。

“有人照顾你吗？要我回来吗？”

我生气地摇摇头。“不用，我没事。有人照顾我，我正在接受治疗。但你必须尽快去做检查。”我瞪着她，气不打一处来。我不再认为她有可能感染病毒，但我想强调我打给她是为了警告她，而不是博取同情——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但她终于醒悟了。她轻声说：“我今天就去做检查。我会直接去城里。可以了吧？”

我点点头。我觉得非常疲惫，但松了一口气。我和她之间的尴尬一时间全都化解了。

“能记得把结果告诉我吗？”

她翻个白眼。“当然能了。”

我又点点头。“那就好。”

“凯伦，当心身体。保重。”

“我会的，你也是。”我按下退出。

半小时后，我吃了第一粒胶囊，上床躺下。几分钟后，一股苦味钻进我的喉咙。

告诉保拉是必要的，告诉马丁则是发疯。我认识他才六个月，但我早该猜到他会是个什么反应了。

“搬到我这儿来。我会照顾你的。”

“我不需要被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