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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亲姐妹（第4页）

我非常努力地克制住自己，没有立刻得出任何结论。我很清楚药物常常和惰性成分混合在一起，而且未必每次都是相同的惰性成分——但为什么要为此使用特别苦的某种物质呢？不，苦味必然来自药物本身。两个药瓶上印着相同的制造商名称和徽标；同样的品牌名，同样的通用名，有效成分的正式化学名称也一样；同样的产品编码，连最后一位数都一样。只有批次号不一样。

首先想到的第一个解释是腐败。尽管我不记得细节了，但我肯定读到过几十个案例，说的都是发展中国家医保体系中的职员挪用药物在黑市上倒卖。想要掩盖这样的盗窃行径，最好的办法无疑是用其他东西替代被偷走的药物，如某种廉价、无害又彻底无用的东西。明胶胶囊上只印着制造商的徽标，由于一家公司有可能在生产上千种不同的药物，找一种大小和颜色都相同但便宜得多的药物来偷梁换柱，应该不会太困难。

我不知道该怎么证明我的推论。一个遥远国度的无名官僚有可能害死了我的姐妹，但别说把他们绳之以法了，光是想搞清楚他们是谁都不太可能。另外，就算我掌握了真正的致命证据，我又能指望什么结果呢？一个外交官发给另一个外交官的措辞温和的抗议？

我找实验室分析了保拉的一粒胶囊，花了相当大的一笔钱，但我反正已经负债累累，所以完全不在乎。

胶囊里装满了可溶性无机化合物的混合物。没有药瓶标签上所述物质的痕迹，甚至没有任何具备最微弱的生物活性的东西。这不是随手拿来替换真正药物的廉价药物。

这是一种安慰剂。

我拿着打印结果，呆呆地站了几分钟，试图消化其中的含义。我能理解纯粹的贪婪，但这里有一种缺乏人性的彻底冷漠，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强迫自己吞下去。肯定有人犯了个诚实的错误，没人能做到这么冷酷无情。

但帕卡德的话再次浮现在了我的脑海里：“就像你平时那样过你的日子，别做任何不寻常的事情。”

天哪，不，医生。我当然不会了，医生。我怎么可能去用任何不相干、不受控的混乱因素干扰试验呢？

我联系了一名全国最优秀的调查记者，约她在城区边缘的一家小咖啡馆见面。

我开车去那儿，惊恐、愤怒、得意在内心翻涌。我以为自己挖出了十年来最大的丑闻，以为我怀抱一个爆炸性的大新闻，以为我是梅丽尔·斯特里普在扮演凯伦·丝克伍[2]。报复的甘美念头使我头晕目眩。我要杀得人头滚滚。

路上没人试图把我撞出路面。咖啡馆里没几个人，侍者甚至懒得听我们点单，更别说偷听我们交谈了。

这位记者非常和善，她冷静地向我解释人世间的真相。

在蒙特卡洛灾难的余波中，政府通过了大量法案来帮助应对紧急情况，同时废除了大量法案。人们必须开发和评估治疗新疾病的新药，这是一项紧急事务，而要想确保它能顺利进行，就必须移除一些障碍——导致临床试验无比困难和昂贵的法规。

在古老的“双盲”实验中，患者和研究者都不知道谁分到了药物，谁分到了安慰剂，这部分信息由第三方（或电脑）保管。在给予安慰剂的患者身上观察到的好转必须被考虑在内，这样才能判断药物的真正有效性。

这套传统的研究方法有两个小瑕疵。首先，告诉患者他们只有五成机会能得到或许可以救命的药物，这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压力。当然了，治疗组和对照组在这方面受到的影响是一样的，但就预测药物最终投放市场后会发生什么而言，它在数据中引入了大量干扰：哪些副作用真实存在，哪些源于患者的忐忑心情？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你会越来越难以找到患者自愿参加有安慰剂的药物试验。在你逐渐走向死亡的时候，你会对科学方法不屑一顾。你想要最大的生存可能性。假如没有确定能治疗疾病的已知手段，那么尚未通过试验的药物也可以，但凭什么要为了满足某些技术官僚对细节的痴迷，去接受进一步减半的概率呢？

当然了，在美好的往昔，医药界可以用法律来管制无知大众：要么参加双盲实验，要么爬远点儿去死。艾滋病改变了这一切，黑市上充满了尚未通过试验的最新药物，它们从实验室直接流向街头，同时整个议题受到了严重的政治化影响。

想要解决这两个瑕疵，办法显而易见。

撒谎欺骗患者。

政府从未通过法案，明确声明“三盲”试验符合法律规定。要是他们这么做了，大众也许会注意到，然后闹得沸沸扬扬。因此他们的做法刚好相反，作为在灾难尾声中发生的“改革”和“合理化”行为的一部分，政府废除或淡化了将这类试验定为非法的所有法令。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因为还没有任何法院得到机会在这方面做出判决呢。

“医生怎么能这么做？这么欺骗患者？他们怎么能说服自己？更别说其他人了！”

她耸耸肩。“他们难道为双盲实验辩解过吗？优秀的医学研究者必须更在乎数据的质量，而不是任何一个人的生命。假如说双盲实验已经很好了，那么‘三盲’试验就是好上加好。数据的质量必定会更好，你已经看到了，对吧？对一种药的评估越准确，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就有可能拯救更多的生命。”

“放屁！安慰剂效应根本没那么强大。它也根本没那么重要！谁在乎它能不能被精确地纳入计算呢？说到底，你依然可以对比两种潜在的药物，用一种对比另一种。那可以告诉你哪一种药物能拯救更多的生命，而不需要安慰剂——”

“有时候确实会这么做，但声名显赫的期刊看不起这样的研究。它们获得发表的机会比较少——”

我瞪着她。“既然你知道这一切，怎么能袖手旁观呢？媒体可以揭露真相！一旦让大众知道正在发生什么……”

她勉强微笑。“我可以发表文章说这样的做法如今在理论上是合法的。其他人已经这么做过了，但没有登上过头版头条。然而，假如我就任何具体的‘三盲’试验写出任何特定的事实，我面临的将会是五十万美元罚款和二十五年监禁，因为我危害了公众健康。更不用说他们能对我的出版商做什么了。为了应对蒙特卡洛病毒泄漏而颁布的所谓‘紧急’法令依然有效。”

“但那是二十年前了。”

她喝完咖啡，站起来。“你不记得那些专家当时怎么说了吗？”

“不记得了。”

“后果会影响我们未来几代人。”

我花了四个月才攻入药物制造商的网络。

我监控了几个选择在家工作的药厂高管的数据流。没过多久，我就找到了最不懂电脑的那个家伙。一个真正的笨蛋，他用价值一万美元的电子表格软件做普通智力的五岁小孩不用手指脚趾也能做出来的算术题。我看到了电子表格软件给他错误提示时他的笨拙反应。他是老天赐我的礼物，只是他自己还不知道而已。

另外，最美妙的一点，他永远在玩一个乏味而毫无想象力的色情游戏。

要是电脑说：“给我跳楼！”他会说：“你保证不说出去？”

我花了两周简化必须让他完成的任务。刚开始是七十次按键，但最后我减少到了二十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