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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亲姐妹（第3页）

他犹豫了一下，但只是一瞬间。“嫁给我。”

“嫁给你？为什么？你觉得我非要在死前结个婚吗？”

他怒目而视。“别这么说话。我爱你，你还不明白吗？”

我大笑：“我不介意被人可怜，尽管大家都说这样很丢人，但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正常的反应，可我不想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生活在怜悯里。”我亲吻他，但他还是瞪着我。至少我在**后才把坏消息告诉他，否则他肯定会把我当作一个瓷娃娃。

他转过来面对我。“你为什么对自己这么苛刻？你想证明什么？证明你是超人？你不需要任何人？”

“听我说。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我需要独立和隐私。你想要我说什么？说我很害怕？好的，我确实很害怕，但我还是原来的我，我还是需要那些东西。”我抬起一只手抚摩他的胸部，尽可能轻柔地说，“所以谢谢你的好意，但还是算了吧。”

“我对你来说并不重要，对吧？”

我呻吟一声，拿过枕头盖在脸上。我心想：等你准备好了再来一发，再叫醒我吧。这回答了你的问题吗？但我没说出口。

一周后，保拉打电话给我。她也感染了病毒。她的白细胞读数在上升，红细胞在下降——她念出的数字正是我一个月前的数字，医生甚至给她开了相同的药。这并不值得吃惊，但我产生了一种难过的逼仄感觉，因为我想到了其中的含义：我们要么一起活下来，要么一起死去。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这个念头开始让我着魔，就像巫毒，像童话里的诅咒——我们成为“血亲”的那天夜里她念叨的那句话居然成真了。我们从没梦到过相同的梦境，当然也没爱过相同的男人，但现在……就好像我们受到了惩罚，因为我们不够尊重把我们束缚在一起的奇异力量。

半个我知道这是胡说八道。把我们束缚在一起的奇异力量！这是心灵的噪声，是压力的产物，仅此而已。然而，真相同样令人压抑：尽管我们相距几千公里，但生物化学机制正在用相同的裁决碾碎我们，因为我们无视两人相同的基因，各自打造了不同的生活。

我想利用工作忘记一切。我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假如一天十八个小时坐在电脑终端前那种灰蒙蒙的恍惚状态也能称为成功。

我开始避开马丁，他像小狗似的关怀实在让我不堪忍受。也许他的意图是好的，但我真的没有精力反复为我自己向他辩解。说来奇怪，与此同时，我也极其怀念我和他的争吵；抵抗他过度的母爱至少让我觉得自己很强大，哪怕只是与他期待我会表现出的绝望形成对比也好。

刚开始我每周打电话给保拉，但后来逐渐少了。我们本该是理想的知心朋友——实际上，这句话不可能更真实了。我们的交谈是多余的，我们早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因为我们实在太熟悉彼此了。我和她之间不会有卸下负担的解脱感，只会有单调得令人窒息的熟悉感。我们都竭力假装比对方更加乐观，但这是一种透明得令人沮丧的努力。最后，我心想，等我有了好消息（假如有那么一天的话），我会打电话给她，在此之前，再打电话有什么意义呢？显而易见，她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整个童年我们都被迫一起度过。我猜我们是爱着彼此的，但是……我们上学永远在同一个班级里，买同样的衣服，得到相同的圣诞节和生日礼物——而且我们永远同时生病，有着同样的症状，出于同样的原因。

她离开家的时候，我很羡慕她。有段时间我孤独得无以复加，但我突然感觉到了喜悦和自由，因为我知道我并不真的想随她而去，从那一刻起我就明白了，我们的人生道路只会相隔越来越远。

现在回头再看，这一切都是我的幻觉。我们会同生共死，打破这一约束的所有努力都将是徒劳。

开始接受治疗后大约四个月，我的血细胞计数开始转好。我前所未有地害怕我的希望会突然破灭，我每时每刻都在竭力克制自己，以免我提前乐观起来。我不敢打电话给保拉，在我心中，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误导她以为我们有可能痊愈，然后再被现实当头浇上一盆冷水。甚至当帕卡德医生审慎地（甚至不情愿地）承认情况正在好转时，我也告诫自己，她有可能放弃了她毫不动摇的诚实策略，决定用谎言来宽慰我。

一天清晨我醒来时，一方面还没有完全相信我已经痊愈，另一方面也受够了用担心会失望的阴霾淹没自己。假如我想要百分之百的确定答案，我这辈子都会过得凄凄惨惨；复发永远有可能发生，或者又冒出来一种全新的病毒。

那是个暗沉沉的冰冷早晨，外面大雨如注，但就在我颤抖着从**爬起来的时候，我觉得自从得病以来，我从没这么高兴过。

工作电脑的信箱里有一封邮件，上面标着“保密”。我花了三十秒才想起我需要的密码，与此同时，我颤抖得越来越厉害了。

发信人是利伯维尔人民医院的行政主任，为我姐妹的去世向我表示他或她的哀悼，同时就尸体的处置事宜询问我的意见。

我不知道我刚开始是什么感觉。不敢相信、负罪感、困惑、恐惧，我离康复只有一步之遥了，她怎么可能死去？她怎么可能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死了呢？我怎么可能让她独自死去？我从电脑终端前走开，靠着冰冷的砖墙跌坐下去。

最可怕的是，我突然明白了她为什么不和我联络。她肯定以为我也快要死了，而我们两人最恐惧的事就是一起死去。无论我们过着多么不同的生活，我们都会同时死去，就好像我们是一个人。

药物怎么可能对我有效而对她无效呢？药物对我真的有效吗？偏执妄想一时间控制了我，我怀疑医院是不是伪造了我的检验结果，而我其实已经濒临死亡。但这么想当然很荒唐。

那么，保拉为什么会死呢？可能正确的答案只有一个。她应该回家的——我应该逼着她回家的。我怎么能让她留在那儿，一个第三世界的热带国家，让病毒削弱她的免疫系统？她住在玻璃纤维的小屋里，卫生条件不够理想，很可能还营养不良。我该汇钱给她，该买机票给她，该直接飞过去拖着她回家。

但我没有，我拒她于千里之外。我害怕我们会一起死去，害怕相同性带给我们的诅咒，是我让她独自死去的。

我想哭，但不知为何哭不出来。我坐在厨房里抽噎，但流不出眼泪。我是垃圾，是我的迷信和怯懦害死了她。我不配活下去。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我忙着和死在异国他乡所造成的法律和行政难题搏斗。保拉在遗嘱里要求火化，但没说在哪儿火化，于是我安排把她的遗体和财物空运回国。没什么人来参加她的葬礼，我们的父母十几年前在车祸中去世了，尽管保拉的朋友遍及五湖四海，但愿意飞来送她一程的人寥寥无几。

但马丁来了。他搂住我，我扭头对他气呼呼地说：“你都不认识她，你来这儿干什么？”他瞪着我看了两秒钟，既受伤又困惑，然后一言不发地走了。

帕卡德医生宣布我完全康复时，我实在做不到假装喜出望外，我没有欢呼雀跃显然让她大惑不解。我可以把保拉的事情告诉她，但我不想被灌一耳朵的陈词滥调，例如我因为活下来而感到愧疚是不合逻辑的反应。

她死了，我却一天比一天健康。负罪感和抑郁时常让我难过，但更多的时候仅仅感到麻木。故事按理说到这儿就应该结束了。

按照她在遗嘱里的指示，我把她的大多数物品（笔记本、光盘、录音带和录像带）交给了她的经纪人，由其转交给相应的编辑和制作人，其中有些材料或许还能派上用场。剩下的只有衣物、少量首饰、少量化妆品和其他屈指可数的零碎东西，其中有一小瓶红黑两色的胶囊。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倒出一粒胶囊吃了下去。我自己的药还剩下五六粒，我问帕卡德我该不该干脆吃完，她耸耸肩说反正不会有坏处。

没有余味。每次我吞下我的胶囊时，几分钟后总会尝到一股苦涩的余味。

我拧开一粒胶囊，倒了点儿白色的粉末在我的舌头上。完全没有任何味道。我跑过去拿起我的那瓶药，以相同方式尝了一粒：苦得可怕，我的眼泪都流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