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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库保管箱（第1页）

金库保管箱

我做了个简单的梦。我梦见我有一个名字，一个单独不变的名字，属于我，直到死亡。我不知道这个名字是什么，但不重要，知道我有名字就足够了。

我在闹钟即将响起时醒来（我时常这样），所以我能够伸出手，在闹钟开始尖叫的那个瞬间关掉它。我身旁的女人没有动弹，我希望闹钟也不是为她上的。房间里冰冷刺骨，一片漆黑，只有床头钟的红色数字在慢慢进入焦点。三点五十分！我轻声呻吟。我是谁？垃圾清运工？送奶工？我的身躯感到酸痛和疲惫，但这说明不了什么。最近，每一具身躯都酸痛而疲惫，无论它的主人是什么职业、收入和生活方式。昨天我是个钻石商人，算不上百万富翁，但差得不远；前天我是砌砖工人；大前天我卖男装。每次从温暖的被窝里爬起来的感觉都差不多。

我的手不由自主地伸向床边阅读灯的开关。我打开灯，女人翻了个身，喃喃道：“约翰尼？”但她依然闭着眼睛。我第一次有意识地进入这个宿主的记忆；有时候我能撞上一个经常使用的名字。琳达？有可能。琳达。我无声地比着嘴型，望着柔软的棕色乱发几乎遮住她的睡脸。

这个场景（即便不是这个人）熟悉得令人欣慰。男人深情地望着熟睡的妻子。我低声对她说：“我爱你。”而我是认真的。我爱的不是这个特定的女人（我几乎无法窥见她的过往，也不可能分享她的未来），而是一个综合性的女人，今天的组成部分刚好是她——那是我阴晴不定、变化无常的伴侣，我的爱人由百万个伪随机的词语和手势构成，它们之所以能装配在一起，仅仅是因为我的注视，除我之外，没人了解她的全部。

在我浪漫的年轻时代，我时常会猜测：我这一类人不可能只有我一个吧？会不会还有一个像我一样的人，但每天早晨在不同的女人身体里醒来？为我选择宿主的神秘因素会不会同时作用于她，把我们两个人拉到一起，让我们日复一日地待在一起，每天把我们共同从一对宿主转移到另一对宿主体内？

这不但是不可能的，甚至不是真的。上次（近十二年前）我精神崩溃，开始吐露不可思议的真相时，宿主的妻子没有用释然和认同的叫喊打断我，坦白和我一模一样的事实。（事实上，她几乎毫无反应。我以为她会觉得我的咆哮令人恐惧，会造成创伤；以为她会立刻断定我是个危险的疯子。恰恰相反，她短暂地听了一会儿，似乎发现我说的话要么非常无聊，要么完全不可理解，于是非常明智地在那天剩下的时间里让我一个人待着了。）

不但不是真的，甚至根本不重要。对，我的爱人有一千张脸；对，每一双眼睛的背后都是另一个灵魂。但我依然能在我对她的记忆中找到（或者想象出）诸多统一的模式，与其他男人或女人在他们对最忠诚的终身伴侣的观念中能够找到（或者想象出）的一样。

男人深情地望着熟睡的妻子。

我从毯子底下爬出来，在寒冷中站了一会儿，瑟瑟发抖，我扫视整个房间，想赶紧动起来，让身体温暖点儿，但难以决定首先该做什么。这时我看见抽屉柜上扔着一个钱包。

驾驶执照说我叫约翰·弗朗西斯·奥莱里。出生于1951年11月15日——所以我比上床时大了一个星期。尽管我时常会做白日梦，希望我醒来时年轻了二十岁，但这对我来说和对其他人来说一样不可能。据我所知，在这三十九年里，我所有的宿主都出生于1951年11月或12月。我也没有过出生或现居于这座城市之外的宿主。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从一个宿主跳到另一个宿主身上去的，但既然一切过程都必定拥有一定的预期有效范围，那么我的地理局限性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儿以东是沙漠，以西是大海，以南和以北都是漫长的荒芜海滩，城镇之间的距离对我来说远得不可跨越。事实上，我似乎从没接近过市区外围，仔细想来，这也不足为奇：假如西面有一百个潜在的宿主，东面有五个，那么跳向一个随机选择的宿主就不可能方向随机了。人口众多的市中心对我来说是某种统计学上的地心引力。

至于宿主年龄和出生地点的限制，我没想到过任何足够可信的理论能让我相信超过一两天的时间。十二三岁的时候很容易就能想到一两个，我可以假装我是什么外星王子，邪恶的敌人想要谋取我在宇宙中的遗产，把我囚禁在地球人的身体里。坏蛋肯定在1951年年末往城市供水里加了什么东西，孕妇喝了下去，使她们没出生的孩子成了我不知情的狱卒。近些年来，我接受了自己恐怕永远不可能知道答案的事实。

但有一点我能确定：这两个限制对我目前拥有的接近健全神智的东西来说都必不可少。假如我在年龄完全随机的身体里“长大”，或者宿主散布于世界各地，每天我都必须适应不同的语言和文化，我怀疑我甚至不可能存在——从这么混乱的经历中不可能诞生人格（但话又说回来，一个普通人很可能会对我相对稳定的出身拥有类似的看法）。

我不记得我曾经当过约翰·奥莱里，这一点不太寻常。这座城市里只有六千个三十九岁的男人，其中大约一千人出生于十一月或十二月。三十九年是一万四千多天，因此，寄生到一个我从未寄生过的人身上的概率极小。而在我的记忆中，我造访大部分宿主都已经不止一次了。

作为一个外行，我大致研究过统计数字。任何一个潜在的宿主，平均一千天左右（四舍五入算三年好了）就会被我寄生一次。但不重复任何一个宿主的平均期待时间只有区区四十天（目前的平均数其实更低，只有二十七天，很可能是因为部分宿主比其他人更容易被寄生）。我刚算出这个结果的时候，觉得它自相矛盾，但那仅仅是因为平均数不代表完整的情况；所有重复寄生中的一小部分发生在几周而不是几年内，而决定我的速率的正是这些异常频繁的重复寄生。

在市中心的一个带密码锁的金库保管箱里，我存放了过去这二十二年的历史记录，包括自1968年以来，八百多名宿主的姓名、住址、出生日期。不久以后，等我寄生了一个能抽出时间的宿主，我真的必须租一台有数据库软件包的电脑，把这些玩意儿都转移到磁盘上；那样一来，我做统计测算就能快上一千遍了。我不指望会发现什么震古烁今的秘密。即便我在数据里发现了什么偏差或模式，那又能怎样呢？能告诉我什么真相吗？能改变任何东西吗？不过，做做这种事似乎也没坏处。

钱包旁有一堆硬币，底下露出——上帝保佑！——半张带照片的通行证。约翰·奥莱里是珀尔曼精神病院的勤杂工。照片拍到了浅蓝色制服的一部分，我打开他的衣柜，制服就在眼前。不过我觉得这个身体现在更需要的是洗个澡，于是没有先穿衣服。

屋子很小，装修得很朴素，但非常干净，修缮得相当好。我经过多半是儿童卧室的房间，但门关着，我没去开门，免得吵醒任何人。来到客厅，我在电话簿里查到珀尔曼精神病院，然后在街道手册里查到地址。我已经记住了执照上的家庭住址，精神病院离这儿不远，我盘算出一条路线，在清晨的这个钟点，走过去用不了二十分钟。我还不知道我的排班从几点开始，但肯定不会早于五点。

我站在卫生间里刮脸，盯着我从没见过的这双棕色眼睛看了一会儿，不禁注意到约翰·奥莱里长得可一点儿也不差。这是个空泛的念头。值得庆幸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我已经以相对平静的态度接受了我忽好忽坏的相貌，但以前并不是这样的。我十几岁和二十出头的时候有过几次神经质大发作，情绪会在高昂和低落之间剧烈摇摆，具体如何取决于我对最新得到的躯体的感受。在被迫离开某个格外好看的宿主之后（当然了，我会尽可能地拖延，夜复一夜地不肯睡觉），我往往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妄想与其重逢，要是能留下就最好不过了。就算是个过得一塌糊涂的普通青少年，他也知道他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他天生的身体。但我无福消受这样的慰藉。

最近我更在乎的是健康，但这和担忧相貌一样徒劳。锻炼身体和注意饮食对我来说都毫无意义，因为这些行为会被现实稀释一千倍。“我的”体重、“我的”身材、“我的”烈酒和烟草消耗量，都无法通过我本人的主动行为来改变——它们是大众健康的统计数字，哪怕是最细微的改变，也需要极为昂贵的广告活动来推动。

洗完澡，我照着通行证照片的样子梳头，希望那不是我以前的造型。

我光着身子回到卧室里，琳达睁开眼睛，伸了个懒腰；见到她，我立刻**了。我几个月没做过爱了，几乎每个宿主似乎都在我抵达前的那个晚上把自己搞了个腰酸腿软，因此会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内毫无兴趣。显而易见，这次我转运了。琳达抬起胳膊抓住我。

“我会迟到的。”我反对道。

她扭头看了一眼闹钟。“胡说。你六点才上班。要是你在家里吃早饭，而不是绕道去那个油腻腻的卡车司机店，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都不必出门。”

她的指甲尖得令人愉快。我任凭她把我拽向床边，然后俯身轻声说：“知道吗，我想听的正是这个。”

我最早的记忆是我母亲虔敬地抱着一个正在哭喊的婴儿给我看，说：“看，克里斯！这是你的小弟，他叫保罗！他是不是很漂亮？”我无法理解这都是在折腾什么。兄弟姐妹就像宠物或玩具；他们的数字、年龄、性别和名字，全都像家具和墙纸一样变来变去。

父母似乎是例外；这两个人的相貌和举止会改变，但至少名字总是相同的。我自然而然地以为，等我长大了，我的名字就会变成“爸爸”，这个猜测每次都会引来大笑和忍俊不禁的赞同。我大概以为我的父母本质上和我一样；他们的变身比我的更加极端，但他们的一切都比我的大，因此这完全说得通。我一直认为昨天和今天的他们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样的；就定义而言，我的母亲和父亲是两个成年人，会做特定的一些行为：责备我，拥抱我，送我上床睡觉，逼我吃恶心的蔬菜，诸如此类。他们站起来有一英里[1]高，你不可能看不见他们。他们偶尔会有一个人不在，但从来不会超过一天。

过去和未来不是问题；在我长大的过程中，我对这两者的本质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昨天”和“明天”与“很久很久以前”没什么区别——未来奖赏承诺的破灭从未使我感到失望，所谓历史事件的描述也从未让我感到困惑，因为我把这些说法都当作蓄意的虚构。别人经常指责我“说谎”，我想当然地以为那只是给不够有意思的故事贴上的标签。比一天更古老的记忆显然是一文不值的“谎言”，因此我会尽我所能忘记它们。

我确定自己活得很快乐。世界就像一个万花筒。每天我都有新的住处要探索，还有不同的玩具、玩伴和食物。有时候我的肤色也会改变（见到父母和兄弟姐妹几乎总是选择和我一样的肤色，我感到非常兴奋）。偶尔，我醒来时是个女孩儿，但到了一定的时候（好像是四岁左右），我开始为此烦恼，过后没多久，这种事就忽然不再发生了。

我在移动，从一个家到另一个家，从一具躯体到另一具躯体，我对此毫不怀疑。我会改变，我的家会改变，还有其他屋子，还有我周围的街道、店铺和公园，它们都会改变。我偶尔会和父母一起去市中心，但那里在我的概念中不是一个固定地点（因为每次都是沿不同路线去的），而像太阳或天空，是世界的一个固定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