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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库保管箱（第2页）

上学是充满困惑和痛苦的漫长时期的开始。尽管学校大楼、教室、老师和其他孩童与我所处环境中的其他东西一样变来变去，但节目单显然不像我住的房子和家里的亲人那么丰富。去相同的学校，走不同的路线，顶着不同的名字和面孔，这让我感到苦恼，同时我逐渐意识到我的同班同学在复用我以前的名字和面孔——还有，更糟糕的是，我必须被迫接受他们以前的名字和面孔——我因此心烦意乱。

如今我已经接受了这个世界观，与之共处多年以后，我有时候会难以理解在学校里的第一年为什么还不足以帮我认清现实——直到我回想起通常要相隔数周才会见到同一间教室，而我在上百所学校之间随机地来回跳跃。我没有日记或记录，脑海里也没有课表，因此我甚至无法思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没人训练我使用那套科学方法。就连爱因斯坦推导出相对论的时候，也远远不止六岁。

我向父母隐瞒了我的不安，但我受够了别人把我的记忆当作谎言。我试过和其他孩子讨论那些经历，结果引来的是嘲笑和敌意。一段时间的打架和发脾气之后，我变得越来越含蓄。父母会说什么“你今天真安静”，日复一日，向我证明了他们究竟有多么迟钝。

现在回头再看，我能学到任何知识都是个奇迹。即便到了今天，我也不确定我的阅读能力有几分真的属于我，又有几分来自我的宿主。我确定我掌握的词汇会跟我一起转移，但更底层的功能——例如扫视页面和识别字母与单词的能力——似乎每天都不太一样。（开车与之类似。几乎所有宿主都有驾驶执照，但我本人连一节课都没上过。我了解交通法规，认识挡位和油门，但我从没尝试过在没摸过方向盘的躯体里开车上路——这肯定会是个很好的实验，但这样的躯体往往没有私家车。）

我学会了阅读。我还学会了速读：要是我没在翻开一本书的当天读完它，接下来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我恐怕都没法儿再次拿起这本书了。我读了几百本冒险小说，这些书里的男女主角全都有日复一日陪伴他们的朋友和兄弟姐妹——甚至宠物。每本书给我造成的伤害都比上一本大一丁点儿，但我没有停止阅读，我无法放弃一种希望——我翻开的下一本小说一开头就说：“一个男孩儿在阳光灿烂的清晨醒来，思考他到底叫什么名字。”

一天我看见父亲在查街道手册，尽管我很害羞，但还是问了他那是什么。我在学校里见过地球仪和全国地图，但从没见过街道手册。他指给我看我们家、我的学校和他的工作地点，后两者都在详细的街道地图上，也在封二的全市索引图上。

当时有一个品牌的街道手册垄断了市场。每个家庭都有一本，接下来几周的每一天，我都逼着父亲或母亲给我讲解索引图上的各种地点。我成功地把许多内容刻在了记忆里（有一次我试过用铅笔做标记，心想标记说不定会留在手册这个永恒不变的神奇物品上，但事实证明它们和我在学校里写和画的所有东西一样转瞬即逝）。我知道我在追寻某种重要的知识，然而我在一个不变的城市里不同地点之间移动的概念依然未能成形。

之后没过多久，我叫丹尼·福斯特的时候（现在是一名电影放映员，美丽的妻子叫凯特，我把我的处男之身交给了她，但未必是丹尼的），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八岁生日。我完全不理解生日的概念；有几年我连一个生日都没有，有几年我会过两三次。过生日的孩子叫查理·麦克布莱德，在我看来根本不是我的朋友，但父母买了件礼物让我带上（一把塑料玩具冲锋枪），开车送我去他家；我对此没有任何决定权。等我回到家里，我央求父亲在街道地图上指给我看我去了什么地方、车走了什么路线。

一周后我醒来时，带着查理·麦克布莱德的脸，外加他家，他父母、弟弟、姐姐和各种玩具，与我在生日派对上见到的一模一样。我拒绝吃早饭，直到我母亲给我看我们家在街道地图上的位置，但我已经知道她会指向哪里了。

我假装出门去学校。我弟弟太小，还没上学，而我姐姐太大，不肯被人看见和我走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我通常会随大溜跟着其他孩子穿街过巷，但那天我没有这么做。

我依然记得去生日派对的一路上见到的地标。我迷路了几次，但我坚持沿着我见过的道路向前走。我的几十个支离破碎的小世界开始互相关联，这让我既振奋又恐惧。我以为自己正在揭开什么巨大的阴谋，我以为每个人都在蓄意隐瞒生存的秘密，而我终于即将战胜他们所有人。

但是，等我来到丹尼家时，我感觉到的并不是胜利，而是孤独、受骗和惶惑。无论有没有揭开阴谋，我都依然是个孩子。我坐在门前台阶上哭。福斯特太太急忙出来，叫我查理，问我母亲去哪儿了，我是怎么来的，我为什么不上学。我大骂这个肮脏的骗子，她和她们其他人一样，也曾经假装是我的母亲。她打了几通电话，家里人开车带我回家，接下来的大半天我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不肯吃东西，不肯说话，不肯为我不可原谅的恶劣行为辩解。

那天晚上，我偷听到我的“父母”在讨论我，事后回想，他们应该是在安排我去见一名儿童心理学家。

可惜我最终没能去成。

过去这十一年里，我的白天总是在宿主的工作场所度过。这当然不是为了宿主；比起三年缺勤一天，我在工作中捅出娄子更有可能害得他被解雇。怎么说呢，上班就是我做的事情，就是我如今的身份。每个人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定义自己。我是个职业伪装者，薪水和工作条件可以不固定，但任何人都不能否定他的天职。

我试过为自己建构独立的生活，但我一直没能真的成功。我年轻得多的时候（大多数时候没有结婚），会给自己制定学习目标。正是在那段时间里，我开始租用保管箱——为了存放学习笔记。我在本市的中心图书馆学习数学、化学和物理，但只要它们在任何一科开始变得难懂，我就会找不到动力逼着自己学下去。有什么意义呢？我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家。至于如何揭开我所处困境的本质，答案显然不可能存在于馆藏的任何一本神经生物学教科书里。坐在凉爽安静的阅览室里，耳畔只有空调催人入眠的嗡嗡声，每当我不再一眼就能看懂面前的文字或公式，我就会一头扎进白日梦。

有段时间，我上了大学本科物理学的函授课程。我在邮局租了个信箱，把钥匙存放在保管箱里。我念完了那门课，成绩相当不错，但没人能听我吹嘘我的成就。

那之后不久，我交了个瑞士的笔友。她在学习音乐，是小提琴手，我说我在本地的大学学习物理。她寄给我一张照片，后来我等寄生到了一个最好看的宿主，也寄了张照片给她。我们定期互相写信，每周一封，超过一年。一天，她写信说她要来找我，询问我的生活细节，好安排两个人见面。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像那一刻那么孤独过。要是我没寄过那张照片，至少还能见到她一天。我可以和我唯一的知心朋友面对面交谈，共同度过一整个下午，全世界只有她真的了解我——不是我的某一个宿主，而是我本人。我立刻停止写信，也不再租用信箱了。

我也考虑过自杀，但那相当于谋杀，而且很可能只会迫使我跳向另一个宿主，两个因素加起来，构成了有效的威慑。

自从把童年的混乱和苦闷抛在脑海后，大体而言，我总是尽量公平地对待我的每一个宿主。有些日子我会失控，做出给他们造成麻烦或尴尬的事情（我还从手头宽裕的宿主那儿拿了些现金存放在保管箱里），但我从没蓄意伤害过任何人。有时候我几乎觉得他们知道我的存在，希望我过得好，但所有的间接证据——从寄生间隔较短时盘问妻子和朋友的结果来看，前后衔接良好的记忆掩盖了丢失的那些日子——都证明宿主们甚至不知道曾经丧失自我，更不用说有机会猜测原因了。至于我对他们的了解，哦，有时我会在家人和同事的眼中见到爱和尊重，有时会见到我应当钦佩的成就的实际证据——有个宿主写了一部小说，是关于他在越战期间经历的黑色喜剧，我读过并乐在其中；还有一个在闲暇时制作望远镜，他精心制作了一台三十厘米口径的牛顿式反射望远镜，我用它观测了哈雷彗星——但宿主的人数实在太多了。到我去世的时候，我只能在二三十个零散的日子里窥视他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我开车绕着珀尔曼精神病院的周界转了一圈，看哪些窗户亮着灯、哪些门开着以及有什么明显的活动。医院有数个出入口，有明显向大众开放的正门，有铺着长毛绒地毯的门厅和抛光红木的接待台，也有一道生锈的金属弹簧门，通向两座建筑物之间铺着沥青的肮脏空间。我把车停在街上，免得占据了我没资格享用的车位。

我紧张地走向一道门，希望我应该从那儿进去。在第一次被同事看见之前那可怕的几秒钟里，我害怕得胃疼，然后突然间，想要后退比先前困难了一百倍——不过往好的一面看，继续向前就容易了一百倍。

“约翰尼，早上好。”

“早上好。”

我们短暂打招呼的时候，说话的护士没有停下，而是与我擦肩而过。我希望能通过社交亲和力的强度搞清楚我所处的位置，与我共度时间最多的人问候我的时候应该不只点点头和三个字。我沿着走廊溜达了一小段路，尽量习惯橡胶底的鞋子踩着油毡地面的嘎吱声音。突然，一个粗哑的声音叫道：“奥莱里！”我转身看见一个年轻男人，他身穿和我一样的制服，在走廊里大步流星地走向我，他眉头紧锁，双臂不自在地伸直，面颊抽搐。“闲逛！偷懒！又被我逮住了！”他的行为太怪异了，我有一瞬间以为他是一名患者。某个对我怀恨在心的变态狂杀了另一个勤杂工，偷走他的制服，马上就要掏出血迹斑斑的斧子了。但随后他鼓起面颊，站在那儿瞪着我，我突然醒悟了过来。他没有发疯，只是在模仿某个咄咄逼人的肥胖上司。我用手指戳了戳他的脸蛋，就像在戳气球，趁机靠近他看通行证上的名字：拉尔夫·多皮塔。

“你吓得跳了三尺高！我都不敢相信！所以我终于弄对了他的声音！”

“还有他的脸。不过你运气好，生下来就这么丑。”

他耸耸肩。“你老婆昨晚不是这么说的。”

“你喝醉了。那不是我老婆，是你老妈。”

“我是不是经常说你就像我的父亲？”

沿着走廊继续走，经过了许多个似乎毫无意义的拐弯，最后来到放眼望去都是不锈钢和蒸汽的厨房，另外两个勤杂工无所事事地站在一旁，三个厨子正在做早餐。热水不断流进一个水槽，托盘和餐具叮叮当当碰撞，脂肪遇热发出咝咝声，失灵的排风扇发出难听的怪声，因此你几乎不可能听见别人说话。一个勤杂工学鸡扇翅膀，然后做了个手势——一只手指着上方，在头顶上摆动，像是把整座建筑物都包括在内了。“鸡蛋都够喂饱——”他喊，其他人大笑，于是我跟着他们一起笑。

过了一会儿，我跟着他们来到厨房旁边的储藏室，我们每个人推了一辆手推车。一块木板上钉着四张套着透明塑料膜的患者名单，一个病区一张，按房间号码排列。患者的名字旁是小小的圆形彩色贴纸，颜色有红蓝绿三种。我一直等到只剩最后一张才伸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