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时候,这种务实的思考方式能起作用。当然了,有时候,当我重新意识到我的行为本质上是多么怪异时,也会体验到某种惊恐发作。有时候我会从噩梦中惊醒,有一两秒钟相信克里斯已经死了,而他的灵魂附在我的身体上;或者他的大脑长出神经插入我的身体,控制了我的四肢;或者他完全清醒,正在因为孤独和感官被剥夺而发疯。但我没有被附体,四肢也依然听我的指挥,每个月的PET扫描和子宫EEC诊断都证明他依然处于深度昏迷——大脑没有受损,但无精神活动。
事实上,我最厌恶的莫过于我怀着孩子的那些梦。从这些梦中醒来时,我一只手放在肚子上,喜悦地想象着新生命在我身体里成长的奇迹,直到我恢复神志,愤怒地拖着身体起床。我会以最恶劣的情绪开始这个早晨,咬牙切齿地撒尿,把盘子摔在餐桌上,一边穿衣服一边咒天骂地。还好我一个人住。
但我不能因为这样的努力而责怪我受困的可怜身躯。我加长的马拉松孕期拖了又拖,难怪它想结结实实地用药物剂量的母爱来补偿我的种种不便。我的拒绝在它看来一定非常不知好歹——当身体发现它提供的幻象和情绪受到拒绝,被我视为不合时宜时,它一定会感到非常苦恼吧。
就这样……我践踏了死亡,也践踏了母性。好吧,哈利路亚,既然一定要做出牺牲,还有谁比这两个情感奴隶主的受害者更适合成为祭品的呢?况且,这其实很容易;逻辑站在我这边,复仇是它的伙伴。无论我曾经熟悉的那个躯体去了哪儿,克里斯都没有死,我没有理由为他哀悼。而我子宫里的东西不是胎儿。允许失去身体的大脑成为母爱的对象,这种行为只能用蠢得可笑来形容。
我们认为文化和生理禁忌限制了我们的生活,但假如人们真的想打破禁忌,就永远能找到办法。人类有能力做出所有事情:酷刑、屠杀、吃人、强奸。而做完这些事情(至少我是这么听说的),大多数人依然能善待儿童和动物,能被音乐打动,能表现得就好像他们的情感能力没有任何缺陷。
因此,我有什么理由要担心我完全无私的小小逾规能对我造成任何伤害呢?
我没和新身体的代孕母亲见过面,我也没见过小时候的克隆体。但在得知克隆体已经出生后,我确实思考过她是否觉得她“正常”的怀孕和我所谓的怀孕一样令人痛苦。我不知道究竟是哪一样更加容易:是怀着一个胎儿形状的脑损伤物体,它没有人类的思考能力,从陌生人的DNA培育而来;还是怀着你的爱人沉睡的大脑?哪一样更能阻止你以不适合的方法去爱它?
刚开始的时候,我希望能抹掉我脑海里的所有细节,希望能在某天早晨醒来时,假装相信克里斯只是生了一场病,现在恢复了健康。然而随着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我逐渐意识到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
医生取出大脑的时候,我应该感觉(至少)如释重负,但我只是觉得麻木,还有一丝难以置信。苦难已经持续了这么久,它不可能这么轻而易举地过去:没有创伤,没有仪式。我做过一些超现实的梦,梦见我艰难但成功地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粉红色大脑——但即便我真的想这么做(毫无疑问,医生能够人工诱导分娩过程),这个器官也过于脆弱,不可能安全地通过产道。“剖腹产”取出大脑只是对我的生理期待的另一次打击。从长远角度说,这当然是好事,因为我的生理期待不可能得到满足……但我依然忍不住觉得受到了欺骗。
于是我茫然地等待,等待事实证明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大脑不能像心脏或肾脏那样直接移植给克隆体。新身体的外围神经系统与旧身体的并不完全相同;相同的基因不足以保证这一点。另外,尽管用了药物来限制其影响,但缺乏使用依然使克里斯大脑的部分区域萎缩了。因此,与其直接拼接不完全匹配的大脑和身体之间的神经(可能会导致瘫痪、耳聋、失语和失明),不如让神经冲动通过电脑化的“接口”转接,由它来消除偏差。克里斯依然必须接受康复治疗,但电脑能极大地加速这个过程,电脑会不断地竭力弥合思想与行动、现实与感知之间的差异。
他们第一次允许我见他的时候,我完全没有认出他来。他面部肌肉松弛,两眼没有焦点,看上去像个神经受损的特大号儿童——而事实上这就是他。我产生了轻微的反感。火车事故后我见到的那个人,尽管浑身都是医疗机器人,却显得更像人类,也更加完整。
我说:“你好,是我。”
他望着虚空。
技术员说:“现在还是初期。”
她说得对。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他的进展(更确切地说,电脑的进展)快得令人惊愕。他的姿态和表情很快就失去了令人不安的淡漠,协调的动作很快取代了不受控的抽搐,尽管还无力而笨拙,但令人鼓舞。他无法说话,但可以与我对视,可以捏我的手。
他就在这个身体里,他回来了,这一点毫无疑问。
他的沉默让我担心,但我后来发现,那是他有意不让我见到他刚开始时的笨拙尝试。
他重获新生第五周的一个晚上,我走进病房,在他床边坐下,他转向我,用清晰的声音说:“医生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上帝啊,卡拉,我爱你。”
他的眼睛里充满泪水。我俯身拥抱他,我觉得我应该这么做。同时我也哭了,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忍不住心想:这一切都不可能真的感动我。它只是身体的又一个小花招,我对这些已经免疫了。
他回家的第三个晚上,我们**了。我以为会很困难,他和我都会存在巨大的心理障碍,但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经过了我们所经历的那一切之后,区区**算得了什么呢?我不知道我在害怕什么。**禁忌受到误导的某个倒霉化身,被一个早已失去声誉的19世纪厌女症病人的鬼魂驱使,在关键时刻砸破卧室窗户跳进来?
我在任何层面(从最简单的潜意识一直到内分泌)都没有克里斯是我儿子的错觉。无论胎盘分泌的激素在这两年里对我造成了什么影响,无论它们“应该”触发什么样的行为程序,我都显然拥有足够的力量和洞见去彻底破坏它们。
没错,他的皮肤很柔软,没有经历岁月的摧残,也没有几十年如一日地刮掉面部毛发留下的那些伤疤。你说他只有十六岁也行,但我对此没有任何疑虑。随便哪个中年男人,只要他足够有钱、足够虚荣,就也能把自己变成这个样子。
另外,我也没有分泌乳汁。
我们很快开始拜访朋友,朋友们的应对很得体,克里斯对此感到很高兴。不过就我个人而言,我乐于和别人讨论整个过程的任何方面。六个月后,他重新投入工作。他以前的工作当然被抢走了,但有家新公司正在招聘(他们需要一个年轻的形象)。
我们的生活一块一块地被拼回原状。
现在任何人看见我们,都不会认为发生过任何改变。
但他们错了。
像爱孩子那样去爱一颗大脑,这固然是荒谬的。鹅也许愚蠢得会把破壳而出后见到的第一只动物当作母亲,但一个有理性的人能不假思索地接受的事物是有限的。因此,理性战胜了本能,而我克制了我不应有的爱。在这样的情况下,从来没有过任何真正的竞争。
然而,在解构了一种形式的奴役后,我发现重复这个过程委实易如反掌,你一眼就能认出以另一个伪装现身的同样的枷锁。
我曾经对克里斯怀有的所有特殊感情,如今对我来说都可以视而不见。我对他依然能感觉到真正的友情,也依然能感觉到欲望,但曾经存在的不只这么多。因为假如只有这么点儿的话,他现在恐怕就不可能活着了。
是的,信号还在源源不断地传来,我大脑的某个部分依然在为应有的温情感觉供应提示,但这些信号如今就像九流催泪电影的桥段一样不起作用。我实在再也无法挂起我的怀疑了。
我能毫不费力地做出相应的举动,惯性使我很容易就能做到。而只要一切正常——只要他工作的公司运转正常,**的时光足够融洽——我就看不到有什么理由要去晃动我们这艘小船。我们也许会在一起许多年,我也有可能明天就甩了他。我真的不知道以后会怎样。
当然了,我依然很高兴他能死里逃生,在某种程度上,我甚至很敬佩救了他的那个女人的英勇和无私。我知道我永远也做不到那一步。
有时候我们在一起时,当我在他眼睛里看见我已经失去的那种无可救药的**,我会产生怜悯我自己的念头。我心想:我受到了生活的残酷对待,难怪我会变得残缺不全,难怪我会过得一塌糊涂。
就一定的意义而言,这个观点完全站得住脚,但我似乎做不到长时间地认同它。新诞生的真相有它自己的冷酷**,它自己的操控力量;它用“自由”和“洞见”之类的词语攻击我,向我讲述一切欺骗的结束。它日复一日在我身体里成长,它太强大了,不允许我保留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