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厌恶自己和厌恶现实之间摇摆,前者是因为我竟然在考虑(无论多么理论性)让他死去的可能性,后者是因为保险公司在威逼我去用我的身体做我不想做的事情。解决方案自然是两条路都不走——但我还能指望什么呢?一个有钱的恩主从幕后走出来,让这个两难选择凭空消失?
事故发生的前一周,我看了一部纪录片,讲的是非洲中部有几十万男女耗费一生照顾逐渐死去的亲属,仅仅因为他们没钱,用不起二十年前就在富裕国家消灭了艾滋病的药物。假如他们只需要付出一点儿微小的“牺牲”,在两年时间里多背负1。5公斤的重量,就能拯救他们所爱的人……
最后,我放弃了调和各种矛盾的念头。我有权感到愤怒、受骗和怨恨——但我希望克里斯活下去的愿望依然是事实。假如我拒绝被操纵,那么双方就都会有所付出;对于我受到的待遇盲目地做出反应,那和最卑躬屈膝的合作一样愚蠢和不义。
因为我意识到(尽管慢了一拍),环球保险对付我的方式不可谓不诡计多端。说到底,假如我让克里斯死去,他们省下的将不只是生物体生命支持的些许成本(因为可以免租金使用我的子宫),还有更换身体这整个过程的昂贵费用。一丁点儿老谋深算的铁石心肠,一丁点儿反向心理学……
想要保护我的神智,唯一的出路就是超越这些小肚鸡肠的谋划。我要视环球保险及其阴谋诡计为无物;我要接纳他的大脑——不仅因为我受到胁迫,也不是因为我感到内疚或觉得有义务,更不是为了证明我没有受到操纵,而是为了一个最简单的原因:我对他的爱足以让我想要拯救他的生命。
医生把经过基因调配的胚泡种进我的体内,这团植入在子宫壁上的细胞会愚弄我的身体,让它以为我怀孕了。
愚弄?我的月经停止了。我受到晨吐、贫血、免疫抑制和饥饿感的折磨。伪胚胎以令人惊愕的速度成长,任何胎儿都不可能长得这么快,保护性的胎膜和羊膜囊迅速形成,逐渐创造出胎盘的供血组织,最终有能力维持一颗会大量消耗氧气的大脑。
我想继续工作,就好像没发生任何特别的事情,但我很快就发现那是不可能的;我太难受、太疲惫了,无法过正常的生活。短短五周,我体内的那东西就要成长到胎儿需要五个月才能达到的尺寸。我每顿饭都要吞下一大把膳食补充剂,但我依然没精打采,只能在公寓里走走坐坐,时而试图用看书和看垃圾电视节目来排解无聊。我每天呕吐一两次,每晚撒尿三四次。这些已经够糟糕的了,但我确定我受到的折磨远远超过了这些症状本身带来的痛苦。
一半原因也许是我无法简单地看待我身上正在发生的事情。除了“胎儿”的实际结构,无论从生物化学还是生理学的任何角度来说,我都算是怀孕了,但我不允许自己接受这样的欺骗。即便只是假装相信我子宫里那团无定形的组织是婴儿,也会害得我一头栽向彻底的情绪崩溃。然而,假如不是婴儿,那它是什么呢?肿瘤?这更接近事实,但恐怕并不是我想要的那种替代性假象。
当然了,从理智的角度说,我完全知道我身体里的那东西是什么,也很清楚它将会成为什么。我怀的不是一个婴儿,医生不会把它从我的子宫里挖出来,给我丈夫的大脑腾出空间。我不是长了一个吸血鬼肿瘤,它不会持续生长,汲取我的血液,直到我虚弱得无法动弹。我怀的是个良性增生物,是个为特定任务设计的工具,而我已经决定了要执行这个任务。
那我为什么每时每刻都心烦意乱和感到抑郁呢?有时候我绝望得甚至开始幻想自杀和流产,用刀割开自己的身体,让自己从楼梯上滚下去。我非常疲惫,我恶心想吐,我没指望过自己会高兴得载歌载舞,但我凭什么要这么他妈的不快乐,甚至无法停止考虑一了百了呢?
我可以吟诵咒语来解释原因: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克里斯。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克里斯。
但我没有。我对他的怨气已经足够多了,我不希望到了最后,我会开始恨他。
第六周刚开始,超声波扫描显示羊膜囊长到了所需的大小,多普勒血流分析也证实目标已经达到。我进医院做替换手术。
我可以最后再去看一次克里斯,但我没去。我不想让自己沉迷于未来的技术性细节。
萨姆纳医生说:“没什么好担心的。比这个复杂得多的胎儿手术现在都很常规了。”
我咬牙切齿道:“这不是胎儿手术。”
她说:“呃……对。”就好像这是什么没听说过的新闻。
手术后我醒来时,比先前更加难受了。我抬起一只手放在肚子上;刀口很整齐,没有任何感觉,几乎摸不到缝线。医生说过,手术甚至不会留下疤痕。
我心想:他在我身体里。他们现在不能伤害他了。这一步我已经赢了。
我闭上眼睛,很容易就能想象克里斯以前的样子,还有他以后将会恢复成的样子。我陷入半梦半醒的状态,不知羞耻地挖掘我们一起度过的最快乐的时光。我以前从没放任过自己沉浸在多愁善感的白日梦中——那不是我的风格,我厌恶活在过去——但现在只要能让我坚持下去,什么花招我都愿意接受。我让自己听见他的声音,看见他的脸,感受他的爱抚——
他的身体已经死了,不可逆转地死了。我睁开眼睛,望着我隆起的腹部,想象它所容纳的东西:一团肉,来自他的尸体。一团灰色的肉,从他尸体的头颅里被挖出来。
因为术前禁食,胃里没东西供我呕吐,我在病**躺了几个小时,用被单的一角擦掉脸上的冷汗,尽量止住身体的颤抖。
从隆起的程度来说,我像是怀孕五个月。
从增加的体重来说,七个月。
持续两年。
假如卡夫卡是个女人……
我没有逐渐适应这种状态,但我学会了如何应对。有特定的睡觉姿势、特定的坐立姿势、特定的走路姿势,这些姿势都比其他姿势更加轻松。我从早到晚都很疲惫,但精神头偶尔也会好得让我感到近乎正常,我学会了好好利用这样的时刻。我认真工作,没有掉队。税务局对企业逃税行为发动了一场新的闪电战,我以前所未有的**投入其中。我的狂热是被逼出来的,但这并不重要;我需要力量来支撑我坚持下去。
在情况比较好的日子里,我觉得很乐观:尽管一如既往地疲惫,但能得意扬扬地咬牙坚持。在情况不怎么好的日子里,我对自己说:你们这些王八蛋,以为这样就会让我恨他吗?不,我恨的是你们,我憎恶的是你们。在情况非常不好的日子里,我思考报复环球保险的各种计划。先前我没做好与他们对抗的准备,但等克里斯安全和我恢复了力量之后,我会找到办法给他们一点儿颜色看看。
同事们的反应五花八门。有些人佩服我,有些人认为我这么做是允许他们剥削我,有些人因为想到一颗人类大脑悬浮在我的子宫里而觉得反感——为了克服我自己的负面情绪,我一碰到机会就直接挑衅他们。
“来啊,摸一摸嘛,”我说,“又不咬人,甚至不会踢你。”
我的子宫里有一颗大脑,白生生的,遍布褶皱。那又怎样?我自己的脑袋里也有一颗同样让人讨厌的东西。事实上,我的整个身体都充满了怎么看怎么恶心的内脏——这个事实以前从没让我烦恼过。
于是我克服了对这个器官的内在反应,但对克里斯本人的思考依然困难得像是在走钢丝。
我拒绝了一种险恶的**,没有欺骗自己也许我能和他“保持联系”——通过“心灵感应”,通过血液循环,通过任何方式。怀孕的母亲也许会对未出生的孩子产生某种真正的移情,我没怀孕过,因此无权判断。子宫里的胎儿当然能听见母亲的声音,但一颗处于深度昏迷并被剥夺了所有感官的大脑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至少(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也许我血液里的某些激素能进入胎盘,对他的境况造成一些有限的影响。
对他的情绪呢?
他在昏迷,没有情绪。
事实上,最简单和最安全的做法是不去想他就在我的身体里,更不用说正在那儿经历什么了。他的一部分在我身体里,另一部分在克隆体的代孕母亲的身体里。只有在这两部分合二为一后,他才会真的再次存在,此刻他正在非生非死的灵薄狱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