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4月的海南临高。
县城边上的总工会新宿舍楼工地,刚盖到两层,红砖露在外面,连正经门窗都没装,就成了外来打工者的临时住处。
工地上干活的大多是外省来的,四川的、湖南的,挤在没完工的空房间里,铺块木板当床。
四川邻水来的熊再淋,就是其中一个。他三十多岁,个子高,人老实,干活从不偷懒,在海南漂了好几年,跟同乡黄兴福住隔壁,平时一起上工、一起吃饭,好得跟亲兄弟似的。
从4月中旬开始,黄兴福就觉得不对劲。熊再淋从来没旷过工,哪怕头疼脑热也会提前打声招呼,可这回连着十多天没露面,工棚里的行李也没见收拾走。
有工友问起,黄兴福还帮着打圆场,说兴许是老家有急事,临时回去了。
可他心里比谁都清楚,熊再淋把海南当半个家,逢年过节才舍得回趟四川,真要是走,不可能不跟自己说一声,更不可能连工钱都不结。
越想心里越慌,4月30号傍晚下了工,黄兴福攥着半瓶凉矿泉水,踩着坑坑洼洼的水泥地,径直往熊再淋住的二楼三号房走。
那栋楼没装正经门,每个房间就挂了块薄木板当门,风一吹就吱呀响。熊再淋的房门虚掩着,留了道手指宽的缝。黄兴福抬手一推,一股子说不出来的臭味“轰”一下扑到脸上。
不是工地的水泥味,也不是衣服发霉的味儿,是混着腐臭、酸馊的怪味,呛得人鼻子发酸,胃里直往上翻。他下意识往后退了半步,头皮一阵发麻,朝着屋里喊了两声“熊哥”,空荡荡的房间里没人应声。
黄兴福硬着头皮往里迈了两步。屋里就一张木板拼的简易床,被子被翻得乱七八糟塞在床底,两个布袋子敞着口,衣服扔得到处都是,像被人翻过。他目光往床底一扫,心里咯噔一下——红垫毯下面,压着一滩黑糊糊的东西,已经干得结了壳,那股臭味就是从这儿散出来的。
一股寒气顺着后脊梁直窜头顶,黄兴福再也不敢多待,转身连滚带爬地冲下楼。他扯着嗓子一喊,周围的工友都围了过来,凑近楼道一闻,个个脸色都变了。有人赶紧摸出手机,拨通了临高县城西派出所的电话。
派出所的民警十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刚上二楼,带队的民警眉头就拧成了疙瘩。木板门的门扣连钉子一起被拔了出来,明摆着是被人强行撬开的;屋里翻得一塌糊涂,床板底下的呕吐物痕迹清清楚楚,怎么看都像出过事。
“马上封锁现场,通知刑警队和法医过来。”
没一会儿,县公安局的法医和刑警都到了。顺着那股越来越浓的腐臭味,众人绕到宿舍楼后面,很快找到了一口没盖严的化粪池。掀开水泥盖板的那一刻,在场的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尸体就在化粪池里,上身光着,下身只穿了条短裤,已经高度腐烂,脸被泡得根本认不出模样。法医蹲在边上勘验了半天,发现死者全身骨头都完好,没有骨折、外伤的痕迹,腹部也没破裂,初步判断不是被殴打致死,大概率是中毒或者窒息身亡。
结合身高体型,再加上工友辨认的衣物特征,警方初步确认,死者就是失踪了十多天的熊再淋。
现场勘查的同时,侦查员也在跟周围的工友了解情况。黄兴福突然想起一件事,赶紧跟民警说:“熊哥在这边干了好几年,攒了不少钱,都是定期存单,就放在房间里藏着。现在屋里翻得这么乱,存单肯定不见了!”
这话让在场的刑警心里一沉。知道死者有存款,还能精准找到存单的位置,绝不可能是流窜的陌生人。凶手大概率是熟人,甚至就是同在工地打工、跟熊再淋有过接触的人。
专案组当场分了工:一组人立刻去全县的邮政储蓄所,查熊再淋的存单有没有被人取走;另一组人对工地所有打工者进行地毯式排查,重点查跟熊再淋同住一栋楼、关系走得近的人,尤其是四川、湖南籍的外来务工人员。
5月1号天刚亮,查银行的民警就跑遍了县城的几家储蓄所。上午八点多,临高县邮政储蓄所的工作人员给出了关键线索:4月12号上午,有两个身材不高的男人,拿着一张叫“邓宗武”的身份证,取走了熊再淋名下的两张定期存单,一共取走了一万两千二百块钱现金。
工作人员回忆,其中一个人自称是熊再淋的侄子,说叔叔生病住院,委托他们来取钱。因为定期存单提前支取要出示代办人身份证,俩人就拿出了邓宗武的证件。
另一边,排查工地的民警也有了收获。总工会宿舍楼另一头的二楼,之前住过三个湖南安化籍的打工者,分别叫邓宗全、邓成祥、刘云汉。这三个人从4月11号之后,就再也没去工地上过工,连没结的工钱都没要,人直接不见了。
两条线索一下就对上了。邓宗武、邓宗全,听名字就像一家人。侦查员立刻联系湖南安化警方核实,结果很快传了回来:邓宗武是邓宗全的亲哥哥,一直在老家务农,从来没去过海南打工,他的身份证之前被弟弟邓宗全借走了。
更关键的是,邓宗全有个很明显的特征——右手长了六根手指,跟储蓄所工作人员描述的其中一名取款人特征完全吻合。
案情瞬间明朗了:邓宗全、邓成祥、刘云汉三人有重大作案嫌疑。专案组当即决定,立刻组织警力北上湖南,抓捕这三名嫌疑人。
5月2号,临高县公安局刑警大队长张扬,带着两名刑警踏上了去湖南的火车。1999年的湘中山区交通远没现在方便,安化县坐落在雪峰山脚下,仓场乡友谊村更是离县城五十多公里,全是盘山土路,车开进去都得晃好几个小时。
5月4号,张扬三人赶到安化县公安局,当地警方立刻安排马路派出所配合抓捕。所长姚贤是个老刑侦,当天晚上就带着民警姚国芳,开着吉普车钻进了山里。
为了不打草惊蛇,俩人没直接去嫌疑人家里,伪装成下乡查计划生育的干部,在村里跟村民唠了大半天。打听出来的结果却让人失望:邓宗全和邓成祥4月14号确实回过家,但没待两天就去长沙打工了,具体在长沙哪个工地,家里人也说不清楚,只知道是跟邓宗全的妹夫一起去的。
张扬一行人还有案子要处理,不能一直在安化耗着,只能先跟当地警方打好招呼,启程返回海南。看着他们走的背影,姚贤心里堵得慌——干了一辈子警察,最不甘心的就是让凶手跑掉。
5月6号下午,姚贤换上便装,拉着姚国芳又去了友谊村。这次他没直奔主题,蹲在村口跟村民拉家常,假装是来长沙找亲戚打工的,打听村里有没有人刚从长沙回来。
聊了没一会儿,有个村民随口说,村里的陈某昨天刚从长沙打工回来,跟仓场乡那帮人在一个工地,说不定认识。姚贤眼睛一下就亮了,赶紧找到陈某,软磨硬泡问了半天,终于问到了准确地址:长沙螺丝塘附近一个学校的基建工地,里面有十几个安化来的打工者。
这可是稍纵即逝的机会,等海南警方过来肯定来不及。姚贤当机立断,拦了辆出租车,和姚国芳连夜往长沙赶。
到长沙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俩人先找到长沙县公安局,又联系了星沙派出所、螺丝塘警务站的民警,二十多个人凑到一起,直奔工地。那工地占地百十来亩,几十间工棚散得到处都是,凌晨的风刮着铁皮哗哗响,连路灯都没几盏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