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风》卷一·冬蛰
第019章泥土
一
林启明是被一辆手扶拖拉机拉进柳坪村的。
一九八三年七月,省里下了文件,要求各高校组织在校大学生利用暑期下乡开展社会实践,"深入基层、了解国情、服务群众"。中文系分了三个组,林启明被分在了第三组,目的地是玉陵地区石桥镇柳坪村——一个在地图上需要用放大镜才能找到的地方。
出发之前,系里开了一个动员会。系副主任老齐站在讲台上,操着一口浓重的南方口音,把文件精神传达了一遍,最后加了一句自己的话:"同学们到了乡下,要虚心向农民学习,不要以为自己读了几年书就了不起了——书本上的知识是死的,泥土里的学问才是活的。"
林启明坐在最后一排,把这句话记在了笔记本上。他并不觉得自己"了不得"——他在省城读了三年书,确实读了不少,从《资本论》到《乡土中国》,从李泽厚到费孝通,该读的都读了,不该读的也偷着读了一些。但那些书是纸上的字,纸上的字不等于脚底下的路——这一点他心里清楚。
但他"清除"的方式,跟后来在柳坪村"清除"的方式,完全不是一回事。
前一种是脑子里的清楚,后一种是脚底板的清楚。脑子的清楚像看地图,知道从甲地到乙地有多远,标注得明明白白;脚底板的清楚像走路,你得一步一步地量,每一寸都是汗泡磨出来的。
从省城到石桥镇,长途汽车走了五个钟头。从石桥镇到柳坪村,没有公路,只有一条土路——说是土路已经抬举了,更像是一条被牛车碾出来的车辙印,两道深槽中间隆起一道土脊,下过雨之后泥泞得像一锅稀粥。手扶拖拉机在上面颠簸前行,车轮打滑,发动机嚎叫,黑烟喷出一人多高,整个车斗像筛糠一样抖,林启明和另外三个同学被颠得东倒西歪,屁股底下的木板硬得像铁皮,每颠一下尾椎骨就疼一下。
开拖拉机的是柳坪村派来接他们的人,姓杜,五十来岁,黑瘦黑瘦的,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深得能夹住一粒黄豆。他一辈子没怎么说过普通话,跟他打招呼只能靠猜——他的话像是从嗓子眼最深处刨出来的,每个字都带着土腥味,你得把耳朵贴上去才能听清。
"坐稳——前面有个坑——"
话音未落,拖拉机猛地一跳,林启明的脑袋差点撞上车斗的铁边框。同组的秦晓雯"啊"地叫了一声,手里的搪瓷杯滚到了车斗角落,哐当哐当地响。
秦晓雯是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比林启明小一岁,扎两条辫子,脸圆圆的,说话快得像放连珠炮。她是城里长大的姑娘——父亲是省城的中学教师,母亲是百货公司的售货员——从小到大没下过乡,这次报名社会实践,一半是好奇,一半是想写一篇"轰动全系"的调查报告。
另外两个同学也差不多——一个叫陈卫东,政教系的,瘦高个,戴眼镜,说话喜欢引经据典,开口就是"马克思说"、"恩格斯指出";一个叫赵红梅,历史系的,话不多,但眼神犀利,像一把藏在鞘里的刀。
四个人,四种背景,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第一次真正地下乡。
"真正地下乡"是什么意思?林启明后来才明白——坐长途汽车到镇上、再坐拖拉机到村里,这不叫"下乡",这叫"到乡下"。"下乡"是另一回事——你得把脚踩进泥里,把饭吃进胃里,把日子一天一天地过进去,过到你的骨头缝里都是那个地方的味道,你才算"下"了。
拖拉机在土路上走了将近一个钟头,终于到了柳坪村。
柳坪村不大,七十来户人家,散落在一条山沟的两面坡上。房子大多是土坯房,墙皮剥落,露出里面的黄土芯子,像一张张生了癣的脸。屋顶是灰瓦的,也有茅草的,茅草的已经发黑了,像一顶戴了多年的旧毡帽。村口有一棵大槐树,树干粗得三个人合抱不过来,树冠遮了小半亩地的荫凉。树下有一条石凳,石凳磨得溜光,不知道坐了多少代人。
林启明从拖拉机上跳下来,脚一落地就陷了——前两天下过雨,路面是软的,鞋底踩下去半寸深,拔出来的时候带了一坨泥。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白球鞋——昨天刚洗的,白得发亮——现在变成了黄褐色,像一只沾了酱的馒头。
他弯腰想擦,发现没地方擦——到处都是泥。
秦晓雯站在旁边,看着自己同样变色的球鞋,嘴巴撅得能挂油瓶。
杜师傅把他们的行李从车斗上搬下来,一件一件地码在地上,然后朝村里喊了一嗓子。那嗓子像打雷,震得树上的知了都停了一拍。片刻之后,从各家各户走出来几个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都好奇地打量着这四个城里来的大学生,目光像看稀罕物件,带着一种不远不近的打量。
村支书也来了——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头,姓宋,穿一件灰布对襟褂子,腰里系着一根布带子,脚上是一双打了补丁的黑布鞋。他的脸比杜师傅还黑,但眼睛亮,像两颗嵌在老树皮里的黑豆,滴溜溜地转。
"欢迎欢迎——大学生到咱们村来,是咱们村的荣幸——"宋支书的话比杜师傅的容易懂,但带着一股子官腔,像背课文。
他把四个人分到了两户人家里住——林启明和陈卫东住村东头的刘德山家,秦晓雯和赵红梅住村西头的张婶家。
刘德山今年四十七岁,比林启明的父亲林德厚小一岁。他的个子不高,但肩膀宽,像一扇门板。脸上的皱纹没有杜师傅那么深,但眼角的鱼尾纹很重,是常年在日头底下眯眼看远处的结果——农民看天、看地、看庄稼,都要眯着眼,时间长看眼角就折了。
他的手让林启铭印象最深——那双手比林守正的还粗糙,指节粗大,指甲缝里永远是洗不掉的黑泥,掌心的茧子厚得像一层老树皮,摸上去跟砂纸似的。林启明跟他握手的时候,感觉自己握的不是手,是一块磨了半辈子的石头。
刘德山有三个孩子——大女儿刘巧儿,十九岁,已经出嫁了;二儿子刘根宝,十六岁,在镇上念初中;小女儿刘苗苗,十一岁,还在村里的小学读书。媳妇叫杨秀兰,瘦小精干,说话快,做事也快,像一台永远在转的缝纫机。
他们住的屋子是正房西头的一间——不到十个平方,一盘土炕占了大半间屋,炕上铺着一张芦席,席子磨得发亮,像一块老铜镜。墙是白灰刷的,白灰掉了一半,露出底下的黄泥墙皮。窗户是纸糊的,透光不好,白天也暗沉沉的。门口挂了一块蓝布帘子,帘子上的补丁摞补丁,像一幅抽象画。
林启明把行李放在炕上,坐在炕沿上环顾四周——这间屋子比他想象的还要简陋。他不是没见过穷——林家湾也不富裕,他小时候住的屋子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林家湾再穷,也是自己的地方,穷得自在、穷得踏实。而这里是别人的地方,别人的穷跟你隔了一层,你看见了,但摸不到底。
他摸不到这个村子的底。
二
吃饭是第一道关。
晚饭是杨秀兰做的——玉米面糊糊、蒸红薯、一碟咸菜、一碟炒豆角。没有肉,没有蛋,连油都少得可怜——豆角是用一点点油星子炒的,炒出来的菜水汪汪的,像煮的而不是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