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后第三天,他从监护室转回了普通病房。窗台上那盆绿萝还在,叶子比以前更黄了,边角卷起来,干干的。她接了一杯水浇了,水从花盆底部的孔洞流出来,淌在窗台上,她用纸巾擦了。绿萝能不能活她不知道,但水浇了,纸巾擦了,窗台干净了。她能做的就这些。
术后第五天,康复师来了。一个年轻的男人,戴眼镜,说话很快,嘴里像含着一串要往外蹦的豆子。他把助行器调到合适的高度,拍了拍病床的栏杆说“来,下床”。她扶着他坐起来,腿从床上垂下来,脚碰到地面的时候他皱了一下眉。康复师说“疼是正常的,忍一下”。她没说话,手撑在他腰后,等他站稳。
第一次下床,他扶着助行器站了几秒钟,额头上就渗出了汗。康复师说“走一步”。他往前挪了一下助行器,右脚迈出去一步。助行器的腿在地板上蹭了一下,发出很轻的吱呀声。左脚跟上来,又是一步。右脚再迈,左脚再跟。三步。他的额头上的汗变成了小珠子,沿着眉骨的弧线往下淌,挂在睫毛上,他眨了眨眼,汗珠掉下来,落在助行器的横杆上。康复师说“不错,明天继续”。她说“明天走四步”。他看了她一眼,没说话,扶着助行器慢慢转过身,坐回床上。她蹲下来帮他把拖鞋脱了,腿抬上去,被子盖好。他靠在那里闭着眼睛喘气,胸口起伏着。她的手搭在他手背上,没有说“辛苦了”,没有说“很棒”,只是搭在那里,像一个句号,告诉他这一段结束了。
第二天,他走了五步。她笑着说“你超了”。他喘着气说“超额完成”。康复师在旁边记了数字,没说什么,嘴角动了一下,不知道算不算笑。第三天,七步。第四天,六步——退了一步。他看着助行器前面的地板,停了一下,说“今天不行”。她说“明天就好了”。他没有说“好”,也没有摇头。
康复不是一条直线。她以前以为康复就是一天比一天好,昨天走五步,今天走六步,明天走七步。数字会一直往上涨,像存钱罐里的硬币,只会多不会少。但康复不是。康复是今天是七步,明天是六步,后天是八步,大后天又是五步。数字上下波动,像心跳,不是一条直线。她很快接受了这个事实,就像接受化疗会有副作用、头发会掉、味觉会变一样。康复也会有副作用——疼、累、失望、想放弃。她把这些都算进去了,在笔记本上画了康复计划表,每一天一个格子,格子里写着目标步数。完成就画勾,没完成就画圈。勾多圈少,但圈也有。
他走完十步的那天,是术后第十四天。十步。从病床到病房门口的距离。他走到门口停下来,扶着助行器看着走廊。走廊很长,灯是白色的,有人从尽头走过来,越走越近,是一个拎着保温桶的中年女人,走得不快,但脚步很稳。他看着她走近,经过,走远。她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了几下,消失了。他站在那里,不知道是在看走廊,还是在想自己什么时候能从这头走到那头。她没有催他,她站在他身后,手虚扶在他腰后。
“回去?”她问。
“再站一会儿。”
她把手收回去,插在口袋里。他站了一会儿,转过身,扶着助行器走回床边。坐下的时候他的腿在发抖,她看到他的膝盖在抖,裤子布料也跟着抖,像有风吹过。她没有去扶,因为他已经坐下来了。她蹲下来帮他解鞋带。
医院的运动鞋是白色的,系带式的,他弯腰不方便,每次都是她帮忙。她把鞋带解开,把他的脚从鞋里拿出来。脚是凉的,袜子有点潮,可能是走了路出了汗。她把袜子脱了,他的脚趾头一根一根的,比以前瘦了,骨头更明显了。她的手指在他的脚底摸了一下,不是摸,是扶。扶着他的脚后跟,帮他穿上拖鞋。
他低头看着她的头顶。她的头发扎着低马尾,碎发垂在脖子后面,有一缕从他的膝盖上扫过,痒痒的。她的手指很利索,系鞋带系得很好,蝴蝶结不大不小,刚好。他看了一会儿,开口了。
“知夏,等我好了,我带你去云南。”
她抬起头,看着他。他的手搭在助行器上,助行器的横杆是银白色的,他的手背上有留置针留下的淤青,青黄色的,像一块褪色的地图。他的脸在白色的灯光下很瘦,但眼睛是亮的,像两颗被擦干净的、很久没用的、突然被翻出来发现还能亮的灯泡。
“你记得那张清单。”她说。
“每一条都记得。”
“那你说,第三条是什么。”
“养一只金毛。”
她笑了一下,说“你还真想养”。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嘴角是往上弯的,但语气不是嘲笑,是确认——你真的想好了?不是随便说说的?
“你想养我就养。”他说。
“你过敏。”
“吃过敏药。”他的语气很平,像在说“今天吃米饭”一样。过敏药。一天一片,或者一天两片,看过敏的严重程度。他可以吃,他可以一直吃。只要能养,吃多少都行。她看着他,看着他因为瘦了而显得更大的眼睛,看着他因为化疗而变得比以前更白的皮肤,看着他的光头在灯光下反着的那一小片光。她的手指还捏着他的鞋带,系好了,蝴蝶结工工整整的,两边的带子一样长。
她松开鞋带,站起来,伸手揉了一下他的光头。手掌从头皮上滑过,毛茸茸的,新长出来的头发茬扎着她的掌心,痒痒的,刺刺的。
“你先好起来。”她说。
“好。”
“好了才能养。”
“好。”
“好了才能去云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