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的雪下了好几场,一场比一场大。他的身体也像那些雪,一层一层地变薄。不是突然垮掉的,是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像沙漏里的沙往下漏。今天比昨天差一点,昨天比前天差一点。差在哪里说不上来,但她的眼睛知道。
他走路的步子更小了。从卧室到客厅,以前走二十步,现在要三十步。不是故意走慢,是腿抬不起来了,脚在地上拖,鞋底擦过地板,发出很轻的“嚓”的一声。那个声音她以前在秋天听过,银杏叶被风吹着在地上刮过去,也是这种声音。她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心里会紧一下。
他吃的更少了。一碗粥分三次吃,早上吃几口,中午热一下再吃几口,晚上再热一下,还是没吃完。她不做那么多菜了,四菜一汤变成两菜一汤,两菜一汤。
那天早上,她蹲在地上帮他系鞋带。白色的运动鞋,鞋带是白色的,他弯不下腰,每天早上都是她帮他系。她把鞋带交叉,打了一个结,又打了两个耳朵,再交叉,拉紧。蝴蝶结不大不小,两边的带子一样长。她系鞋带的时候,他的手搭在她的头顶上。手掌贴着她的头发,手指微微蜷着。她的手在他鞋带上停了一下,抬起头看着他。
“知夏。”他说,“我们领个证吧。”
她蹲在地上,看着他。他的脸在晨光中很瘦,颧骨高,眼窝深,嘴唇干裂。但他的眼睛是亮的,看着她,没有躲。她看了他几秒钟,没有说“为什么”,没有说“现在吗”,没有说“你确定吗”。
“好。”她说。一个字。她站起来,把他另一只鞋的鞋带也系好。蝴蝶结一样大,一样工整。
民政局九点开门。她推着轮椅,他坐在上面,腿上盖着一条毯子。毯子是深灰色的,羊毛的,是他织的那条。围巾改成了毯子,她说“围巾太短,毯子盖腿刚好”。他摸了摸了毯子,说“我织的时候没想到会变成毯子”。她说“没想到的事多了”。他笑了一下。
出门的时候雪停了,但地上积了厚厚一层。轮椅的轮子在雪地上压出两道深深的印子,她推着走,有点吃力。他说“我下来走”,她说“不用”。她推着他,从小区门口到路边,从路边到出租车。出租车司机下来帮忙把轮椅收起来放进后备箱,她扶着他坐进后座。车里的暖风开着,他的脸被吹得红了一点。
“去民政局?”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们一眼。
“嗯。”她说。
司机没再问。车开得很慢,路上滑,不敢开快。她握着他的手,放在毯子下面。他的手凉,她的手也凉。两个凉的东西放在一起,谁也没暖谁,但谁也没松开。
民政局在一条老街上,门口有两棵银杏树,叶子掉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上挂着一层雪。她推着轮椅走上斜坡,斜坡上有防滑的凹槽,轮子卡在凹槽里,推起来一颠一颠的。他的身体跟着颠簸晃了一下,她的手扶住他的肩膀。
“慢点。”他说。
“嗯。”
大厅里人不多。有人站着,有人坐着,有人手里拿着户口本和照片,表情紧张又期待。她推着他走到窗口,工作人员探出头看了看他坐在轮椅上的样子,又看了看她。
“办什么?”
“结婚。”她说。
工作人员从抽屉里拿出两张表格,递给她。“填一下。”
她趴在窗口旁边的小桌上填表。姓名、性别、出生年月、身份证号。她写得很快,笔在纸上刷刷的,字迹比平时潦草。他坐在轮椅上,看着她填表的背影。她的头发散着,垂在脸侧,有一缕垂到了表格上,她用另一只手拨开。他看了一会儿,把目光移开。
填完表,交照片。照片是他们上周拍的,在小区门口的那家照相馆。她扶着他在白色背景前坐好,摄影师说“靠近一点”,她往他那边靠了靠。他说“再近一点”,她又靠了靠。摄影师说“好,别动了”,他笑了一下,她也笑了一下。快门咔嚓一声,照片出来了。照片里她穿着白色衬衫,他穿着白色衬衫。他的脸很瘦,但她觉得好看。她把照片从包里拿出来,递给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看了看,把照片贴在他们面前的一个本子上。
“去那边等着叫号。”工作人员指了指大厅的椅子。
她推着轮椅到椅子旁边,自己坐下来。两个人并排坐着,轮椅比椅子高,他坐着比她高出一截。他低头看着她,她抬头看着他。
“紧张吗?”他问。
“不紧张。”
“你手心出汗了。”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
他说,“你紧张。”
她不说话了。他把她的手握在掌心里,拇指在她手心里画着圈。一圈,一圈,又一圈。她手心湿的那一块被他的拇指抹开了,干了。
叫到他们的号了。她推着他走进办公室,一个穿制服的中年女人坐在桌前,接过他们的户口本和身份证。
“你们是自愿结婚的吗?”中年女人问。
“是。”他说。
“是。”她说。
中年女人看了他们一眼,目光在他瘦削的脸上停了一下,又在她黑眼圈上停了一下。没说什么,低下头,在证上盖了章。红色的章,印泥有点干,盖上去不太清楚,但“民政局婚姻登记专用章”那几个字还是能认出来。她把两个红本本递给他们。他接过去,翻开看了一眼。照片里的两个人笑着,他靠着她,她靠着他。两个白色的衬衫,两个笑着的脸。